现在看来，20世纪80年代哲学史通史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六个方面。第一，中国哲学史仍然没有取得独立自为的意义。如前所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外在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目的；反思都集中在“斗争史观”，而没有认识到“目的史观”、“革命史观”的影响。第二，书写方式的宏大叙事，容易产生削足适履的危险。在谈到历史和逻辑统一时，不少著作都提到了“圆圈”说。但“圆圈”说有其难以自圆的地方，如（1）在冯契的哲学史中，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只有两个“圆圈”，太少。两个“圆圈”之说的依据是什么？和冯友兰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的两个时代有何关系？都没有说明。（2）遗留有圈外人物，如武大中山本《中国哲学史》对稷下道家之前的孔子、老子只字未提；先秦“圆圈”终结于荀子，韩非就成了圈外人物。（3）人物的时间顺序乱，如老子，究竟是在孔子之前还是之后？如在前，则老子哲学如何是针对孔子儒家的？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虽可以运用，但若进一步扩展到“圆圈”说，就要十分小心。“圆圈”说具有一定的外在性，不宜随意应用。第三，时代特色过于明显，既有对“文革”中和“文革”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纠正，也有当时一些看法的遗留，形成20世纪80年代前后特有的时代特点，限制了这些通史的普遍意义。第四，对于“哲学”的认识局限于近代哲学观念，即哲学的认识论概念。所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尤其是认识史，都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特点。全部中国哲学史都是按照西方近代哲学的模式来编写的。对于这一点，所有哲学史通史都缺乏自觉。这样就造成了第五个问题，即未能突出中国哲学在人生、精神境界方面的意义，而这恰好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第六，所有哲学史都是把中国哲学作为“遗产”对待的，把它作为未来文化与哲学发展的活的资源的观点还没有。中国哲学仍然没有通过这些通史重新恢复自己的生命。上述诸点，一方面使我们感到民族理性在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感到这种成熟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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