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农村社会特性研究

二、国内农村社会特性研究

中国学者曾经在1934年秋冬之间开展过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讨论。这次讨论实际上是1933年被国民党扼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继续和深入。背景是国民党出动数十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在这种形式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农村》杂志1934年在上海出版，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隐蔽地宣传土地革命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唯一出路的主张。论战在以《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的“中国经济派”和以《中国农村》月刊为阵地的“中国农村派”之间展开。中国经济派成员主要有王宜昌、张志城、王毓铨、王景波(欠宽)、张志敏等；中国农村派成员主要有钱俊瑞(陶直夫、周彬)、薛暮桥(余霖)、孙冶方、何干之等。^[6]这次论战的导火索是薛暮桥在1934年10月《中国农村》创刊号上发表了《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批评农村经济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把自然条件当做主要研究对象；二是把生产技术当做主要研究对象；三是把封建剥削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四是把农产商品化程度当做主要研究对象。该文受到了中国经济派的王宜昌的回应。1935年1月26日，他在天津《益世报》第48期“农村周刊”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一文，对薛暮桥的观点进行反驳，提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三个“方向转换”：“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注意人与人的关系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到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的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转换方向，是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营的情形，和其利润分配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的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7]薛暮桥立即回应，写了一篇《回复王宜昌先生》。王宜昌立即反驳，便在《中国经济》月刊1935年2月发表《从农业看农村经济》一文。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站在薛暮桥一边，写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兼论王宜昌韩德章两先生农村经济研究的“转向”》一文。这又引发了王宜昌的回敬，写了《论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复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一文，而薛暮桥再次回敬以《研究中国农村的方法问题：答复王宜昌王毓铨张志城》一文。这样论战范围逐渐扩大，参加人员不断增多。

从他们的论文来看，中国经济派认为当时中国农村是商品经济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中国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提出要以资本的大小来划分中国社会阶级。中国的农村派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是半封建社会，中国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分配问题，以及它隐蔽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从土地所有形态和性质、地权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农业经营、租佃关系四个方面来研究土地分配问题，并从农村市场、农业成本和雇佣劳动方面研究农业经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引申出了对中国革命性质的不同论断。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8]这就为持续多年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做出了科学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农村社会发展被学界看成重要的研究视域。研究农村社会的学者比较重视对中国农村社会特征的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如程继隆、周沛、陆学艺、刘豪兴在自己的著作中简单地介绍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程继隆在主编的《社会学大词典》中的“农业社会”词条中说，“西方社会学者考察自古以来的农村社会，认为它有区别于城市社会的不同特点：(1)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密切；(2)社会行为的标准为单一的、绝对的，风俗、道德、习惯势力较大；(3)生活方式是固定的个别生活；(4)农村生活以家庭为中心；(5)农村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少，因此，有保守心理，社会变态现象不明显”^[9]。周沛在专著《农村社会发展论》中，从区位、经济、文化、人口四个维度分析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从区位维度评价，具有自然村孤立、分散、类似、封闭等区位特征；从经济维度评价，具有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农业技术和工具变化速度缓慢、劳动者完全同自然要素结合等经济特征；从文化维度评价，具有以农为本的职业观念突出、平均主义的小农意识浓厚、排外主义的乡土文化根深蒂固等文化特征；从人口维度评价，具有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文化素质低等人口特征。^[10]陆学艺在其主编的《中国农村现代化基本问题》一书中，将传统农村社会特征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1)在经济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2)突出乡土特性的社会；(3)社会结构以家庭为核心，并在家庭基础上衍生出家族制度；(4)在社会管理上是一个礼俗社会；(5)农民重视具体经验而轻视理性探索。^[11]刘豪兴的《农村社会学》从人口密度、人口同质性、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职业、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社会交往、组织、环境、生活方式十个方面，对农村与城市的差异进行了简单描述。认为农村社会具有人口密度低、同质性较高、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较简单、职业结构较简单、劳动分工不发达、社会流动机会少、社会关系较单纯、组织体系与结构欠发育、活动依赖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单一等特征。^[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农村社会特征的研究，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进步。如吕德文的《村庄传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一文，从方法论的高度探讨了从村庄传统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性质的方法。这种研究视角实际上就是历史比较的视角与区域比较的视角的综合，它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研究农村社会性质的区域差别和时间分布的一种策略。他首先指出了当今中国一些社会学者(周大鸣，2001；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等)开展的工业化背景下村落终结的研究和另一些社会学者(王沪宁，1991；钱杭、谢维扬，1995；王铭铭，1997；肖唐镖，2001；吴毅，2002；等)开展的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研究，都难以把握中国不同地域乡村社会的性质。然后，提出从村庄传统的视角切入考察村庄社会性质，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用不同视角考察中国农村的地域差异，一定要通过单向度的考察达到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认识；第二，必须认识到现代的农村社会是儒家老传统和现代性嵌入之后的新传统的统一体。接着用类型学研究方法，把中国各地村落概括为老传统主导型村庄、新传统主导型村庄、新老传统结合型村庄、村落传统遭遇瓦解型村庄四种理想类型。将这些村落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性质。村庄传统作为一个视角，实际上是对已有村落研究的总结，具有从单纯的村落变迁研究转向理解当下的村庄社会性质的研究，从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想类型的追求转向区域比较研究的学术研究转向的意义。它更是对今后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个启示，有可能为村落研究中历史比较研究与区域比较研究的融合，以及深入的个案研究与区域比较研究的结合提供一个可能的进路。^[13]

从收集到的学术文献来看，整个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特征的研究是不够的。不仅研究学者不多，研究成果甚少，而且研究内容不全面，没有成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论。这种面向对于准确认识农村社会、研究农村社会发展、建设农村社会都是不利的。所以，有必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