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策法则

第四节　中国的宗教

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在当代中国都能够发现它们的最虔诚的信徒，唯一例外的就是犹太教。中国宗教是世界宗教史的缩影。中国现在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宗教。五大宗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宗教信徒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宗教界人士被遣散、下放劳改，宗教场所被破坏和关闭，正常的宗教活动完全停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宗教事业进入了全面恢复的时期。尽管还没有可信的统计数据精确地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宗教生活的全貌，但是大致的图景是可以勾画的。^[12]

一、中国宗教的基本图景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10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4所。^[13]中国现有全国性宗教团体七个: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协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目前，加上各地方性宗教团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有宗教团体3000多个。这些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各宗教团体自主地办理教务，据需要开办宗教院校，印刷发行宗教经典，出版宗教刊物，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中国佛教协会办有会刊《法音》，开办佛学院14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办有会刊《中国穆斯林》，开办伊斯兰教经学院9所。中国天主教已先后自选主教126位。近十余年中国天主教培养的年轻神甫有900多人。中国的天主教办有全国性的组织两个，办有会刊《中国天主教》。中国基督教协会办有会刊《天风》，自1983年起编辑出版的《赞美诗》累计印刷发行达800多万册。除了各教自己的研究机构外，社会上新成立了许多宗教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编译出版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宗教学论著和工具书，并创办了专门的宗教学刊物。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宗教学研究人才，宗教课程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14]

①道教(Daoism)。中国本土宗教，创立于公元前2世纪，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徒有两种:一种是神职教徒，即“道士”。据《太霄琅书经》，“人行大道，号曰道士”，“身心顺理，为道是从，故称道士”。他们按地域可分为茅山道士、罗浮道士等。从师承可分为“正一”道士、“全真”道士等。按宫观中教务可分为“当家”、“殿主”、“知客”等。另一种是一般教徒，人称“居士”或“信徒”。“宫观”是道家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宫观是道士修道、祀神和举行仪式的场所。道教另有一些经济组织(如素食部、茶厂等)、教育组织(道学班、道教经学班等)、慈善组织(安老院、施诊给药部等)。

到20世纪90年代，常住全真丛林宫观的道士近1万人，子孙庙全真道士近2000人，散居民间的火居道士近5万人;仅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批准恢复的道教宫观就有400多座，加上各地小规模的子孙庙，总数超过千处;全国省、市、县道协组织83个。到2005年，我国有道教宫观1500余座，专职乾道和坤道2.5万余人。^[15]

②佛教(Buddhism)。由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中国现有职业宗教人员出家僧尼40余万人，平信徒人数不详。中国人向来有“以佛治心”的说法，中国人的心灵可以说是“佛教的”。“轮回”、“转世”和“菩萨”等观念是中国人常识的一部分。

③儒教(Confucianism)。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不存在儒教，“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儒”这个字，原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它的字义是“优”及“和”的意思，说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足以说服别人。有的认为存在儒教，孔子是教主，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力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定儒教于一尊，信奉“天地君亲师”。

④伊斯兰教(Islam)。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Muslim，意为“顺从者”)。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唐、宋、元三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伊斯兰教不仅在我国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扎下了根，而且形成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目前我国伊斯兰教为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保安族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群众信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有4万多人。目前，中国各族穆斯林人口约2000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5。现有清真寺3万余座，伊玛目、阿訇4万余人。^[16]

⑤基督教(Christianity)。基督教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新教(Protestant churchs)、东正教(Easten Orthodoxy)、基督教马龙派等统称基督教。目前基督教在全世界有约21.4亿信徒，为拥有信徒最多的宗教，以亚洲、非洲的信徒发展最快。基督教于公元19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530万人，每年平均约有9万人领洗入教。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及祈祷场所达6000余所。全国开办了12所神哲学院(大修院)，共有2000多名在校学生，各地发愿和初学的修女约有3000多人。^[17]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

在这些制度化的宗教之外，还有种类繁多的民间信仰。在中国宗教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制度化的宗教如儒释道、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还是分散宗教如种种民间信仰，都为中国特定信徒群体提供了道德行为的选择资源。

因此，可以说，第一，中国人有纯粹而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传统;第二，中国人在信仰上有“和而不同”的胸怀;第三，中国人有“万教归一”的气度。中国宗教经验，有助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友好对话和交流，以降低甚至消除以宗教冲突为核心的文明冲突。

二、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

在21世纪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总量将会有所增长，宗教信徒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会上升。中国宗教总体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8]

(一)信仰群体和信仰动机的多元化

随着宗教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群体的“五多”(即农村信徒多、老年信徒多、妇女信徒多、文盲信徒多、病残信徒多)现象有所改观。近年来宗教信仰者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1.信仰者趋向年轻化、知识化

以前宗教信仰者以老年人居多，但近些年来，在加入宗教组织的信仰者中，年轻人占了很大的比重。随着中青年信徒的加入，宗教信仰者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与年轻化相联系的是，宗教信仰者构成的知识化倾向。

2.信仰者职业构成的多样化

在农村宗教发展中，其宗教信徒基本上由“中年妇女、体力劳动者、病人、生活贫困者”所组成，他们“大多数是生活陷于困境中的人，是生活中的弱者和社会较少关心的边缘人物”，因而具有“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的特点。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信徒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有的是乡镇企业的工人，有的是商人等。在城市宗教发展中，宗教信徒的职业构成越来越多样化，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既有普通工人，也有教师、医生、机关干部、学生等，特别是基督教，吸引了许多教师、医生、大学生的加入。出现了其信徒由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企业“白领”、个体经营者所构成的局面。特别是大城市中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经理人、工程技术人员、大学教授、艺术家、企业家等也都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

3.信仰者性别比例的变化

现阶段中国宗教中女性信徒仍然明显地多于男性信徒，但近年来出现了男女信徒性别比例差别不断缩小的情况。

4.信仰者的两极化趋势

从全国来看，宗教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大致呈“两极性相关”的关系，即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贫困地区，宗教都有快速发展的现象。宗教信仰者的“两极化”现象表现在不仅处于比较落后状态的广大农牧区、边疆偏僻地区有着广大的信教群众，而且一些富裕起来的发达地区的信仰者也日益增多。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宗教信仰比例的高低与人类生存环境的优劣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生存环境良好与人类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相比，在宗教信仰率上，前者一般低于后者。这种状况在我国仍然存在，比如在我国高原缺氧的西藏地区，这里几乎全民信教。因为这里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难以改变这些生活的自然环境时，人们需要超自然的力量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崇拜和祈求神明来获得保佑，并从中求得生存的勇气。通过宗教生活，藏族人民坚信神明和转世活佛是保佑他们生存下去的力量。由此而使他们达到了长跪叩首的那种“五体投地”式的虔诚。同时，甘肃、河南、陕西及山西等省的一些落后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经济贫困，信教的群众也比较多。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在北京、上海及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宗教活动也十分兴盛。

5.信仰动机的多元化

宗教信仰的动因或动机有三种类型:一是理智型。“通过书籍、文章、讲座等寻求关于宗教问题的知识，其信仰总是产生在参加宗教礼仪或组织之前。”^[19]二是感情型。在宗教信仰中，人际关系是重要的因素。被一个团体及其领袖人物所关爱、抚慰、养育这些直接的亲身经历是这种人际关系的核心，这类激情、感念式的认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三是试验型。其发生有一个前提，就是宗教自由和可获得的宗教体验的多样性。潜在的认同者往往具有一种“让我试试”的心态，他们倾向于这样思考宗教归宿:我会追求这种可能性，并要试试它给我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上的益处。可能的认同者起初并不对宗教信仰作任何的承诺，而只是有人劝他自己试试这种信仰的神学、礼仪及其组织，试试这种信仰体系是否为真教(也就是说，是否对他们有益。)^[20]在当代，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动机发生了变化。信仰动机的多元化显然是重要的发展趋势。从信仰的层次看，有的出于对所信仰宗教的深刻理解和体悟，有的把宗教信仰作为医治精神创伤的良方，更多的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如求菩萨保佑祛病祛灾，发财致富，家庭平安。不同的信仰主体，其信仰动机有较大的差别。如老年人信教是为了摆脱晚年的孤独，寻求归属，呈现出感情型的特征;中年人信教多出于减轻精神压力，青年人信教多出于对宗教文化的兴趣，对于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向往等，从而逐渐呈现出理智型动机。特别是近些年来，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现在宗教的追随者队伍中，他们带着人生的困惑和问题，力图从宗教中寻求答案。

(二)宗教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

1.宗教活动内容的多元化

宗教活动内容在继续保持传统的功课及其他必备的修持仪礼的同时，各种形式的宗教道德教化以及教义、教史及其他宗教知识的学习、研讨与交流、养生修炼等将成为宗教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宗教在各自的内容上，都把关注点由天国转向人间，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对科学的宽容甚至对话、赞赏等。我国宗教界从价值层面上提出“宗教文明是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宗教道德能不能够被社会主义道德所吸纳”、“信教群众可不可以归入‘最广大人民群众’之内”等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在未来发展中，我国宗教会进入思想、价值深层来讨论如何真正与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共处、统一共存的问题。在信仰内容上，传统宗教信仰也出现了“世俗”和“民俗”的两极分化。前者表现出向现实社会生活的靠拢，其信仰内容逐渐淡化为一定的文化传统、民族风情和精神境界，结果是实质蕴涵消退，象征作用凸显，传统宗教意义淡化。后者则表现为向民间信仰、民间陋习的退化和蜕变，有些甚至沦落为迷信糟粕。因此，当代人的“宗教性”正形成“精英宗教性”、“大众宗教性”和“民俗宗教性”的多元趋势。^[21]

2.宗教活动形式的多样化

我国宗教的活动形式正出现潜移默化的多元嬗变。在传统宗教教阶结构、组织形式和宗教领袖作用在表层上仍得以保留的同时，我们也可感触到新的演化和变革。在组织形式上，有着“有形”组织和“无形”组织的两极发展。当代社会不少宗教信仰者不再出入于传统宗教场所参加有规律的礼仪活动，而形成一种松散的、随意的或灵活的“聚会”。这种“聚会”或是公开、或是掩饰、或是秘密。在人员构成上，许多宗教信徒不一定是某一宗教组织的“正式”成员，他们没有在传统宗教机构“入教”、“登记”、“注册”，也不参加其宗教场所的日常活动。^[22]在传播方式上，在传统宣道传教方式仍得以保留的同时，将不断引进具有现代特色的新形式，特别是借助各类音像制品和各种现代工艺与科技手段进行宗教的修持活动，如“网络布道”、“经济传教”、文化对话、价值影响和情感交流等多元方式。

(三)五大宗教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

1.五大宗教发展不平衡的趋势

各宗教的信仰人数增长速度不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种宗教的信仰人数都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是不平均的。总体而言，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增长最快，佛教次之，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基本上与人口自然增长同步。

基督教(新教)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基督教戒律松，限制少，入教手续简便，宗教生活方式灵活，比较适应现代人的需要，正是由于它的这些特点，使它快速地得到人们的认同。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更加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它可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说教的重点，在讲道中，善于通俗易懂地针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评述，表达自己的意见，因而有较强的鼓动性和感染力，使人们快速地认同它。从发展趋势看，其发展势头虽然有所减弱，但仍将快于其他宗教。

佛教经过近2000年的中国化过程，已深入民间社会，成为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宗教。佛教的信徒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僧尼，即“出家人”;二是居士，他们在家修行，一般都有“皈依证”表示皈依佛门;三是一般信徒，即“香客”，他们一般每逢初一、十五，或佛教的节日去烧香拜佛，或家中有事时去求佛保佑。总体上说，僧尼人数有所减少，但居士和一般信徒增长较快，佛教居士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离退休人员较多，而一般信徒主要集中在农村，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大部分人不是固定的信仰者，而是在农闲时节结合旅游去一些寺庙“烧香还愿”的。

道教情况与佛教相似，出家的全真派道士、道姑极少，大部分是正一派道士。他们的特点是不弃俗世，不离家室，把道士作为一种职业，主要是到死者家中做法事，为死者超度亡灵，以获取报酬。群众中信仰道教的极少，但道教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相结合，成为民众风俗习惯的基本内容，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

天主教具有封闭性、集中性的特点，其传教方式以“代传教”为主，主要依靠教徒家庭的子女及其亲友发展教徒。一般父母信教，其子女也要受洗入教，因此教徒人数的增长较为缓慢，但教徒比较集中，在一些农村地区，天主教信徒占了半数以上。伊斯兰教作为民族性宗教，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23]

2.传统五大宗教格局将被突破

我国正式承认现存的宗教通常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五大宗教。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外一些不被中国正式接受的宗教，如犹太教、印度教、摩门教及其他一些新兴宗教加大了向我国传教的力度，以取得一席之地，有些已通过各种方式传入中国大陆，使中国的新兴宗教在增多，我国“五大”宗教的基本格局将被突破。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大，外国人来华经商、工作、学习、探亲和旅游活动会明显增多，“五教”之外的宗教将跨入国门，并会以各种方式来表现其在华的存在。此外，不少中国人因出国留学、探亲、经商、移民以及与外国人通婚等原因，也已成为这“五教”之外的宗教信徒。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东北、新疆等地的中国东正教已恢复活动;而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带入了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实际存在。这些现象说明我国五大宗教的格局正在被突破。还应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境内的一些传统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已恢复其公开或秘密的存在，境外不少新兴宗教亦已秘密渗透进来。我国的信仰发展和宗教类别已呈多元、复杂之势。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宗教?

2.宗教有哪些要素?

3.宗教和迷信有何关系?

4.中国宗教的基本图景是什么?

【注释】

[1]弗雷德里赫·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印度重印版，1972年，第21页。

[2]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学导论》一书对宗教的特点作了如下的说明:“如果我们说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是宗教，我们指的并不是基督徒的宗教或犹太人的宗教，而是指一种心理能力或倾向，它与感觉和理性无关，但它使人感到有“神”(the Infinite——意为无限)的存在。”(该书第13-14页)。后来，他在《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把这段话说成是他给宗教所下的定义(见该书1972年印度重印本，第22-23页)。

[3]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指出，一切宗教，不管是发展层次较高的种族的宗教，还是发展层次较低的种族的宗教，它的最深层、最根本的根据是对“灵魂”或“精灵”的信仰。他根据他当时掌握的大量宗教人类学资料论证说:在人们已经完全了解的所有低级种族中，都存在着对“精灵”的信仰。据此，泰勒直接把对精灵的信仰作为宗教的最低限度的定义。(详见《原始文化》第11章“万物有灵观”)。

[4]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上卷，第77页。

[5]威廉·施米特:《比较宗教史》，萧师毅、陈祥春译，辅仁书局，1948年，第2页。

[6]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唐铖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0页。

[7]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章。

[8]M.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纽约，1970年，第7页。

[9]岸本英夫:《宗教学》，日本大明堂，1961年，第17页。

[10]涂尔干，林宗锦，彭守义译:《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1]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55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1997年。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白皮书，2003年。

[14]邱尚琪:《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D］，太原: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年。

[15]何光沪主编:《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何光沪主编:《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7]傅铁山:《爱国爱教与时俱进推进福传服务社会——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上的工作报告》，［EB/OL］http://www.cathlinks.org/chn-19.htm 2004-7-7。

[18]贺彦凤:《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文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

[19]Lewis Rambo.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93．

[20]Lewis Rambo.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93．

[21]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宗教》．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

[22]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宗教》．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

[23]卫丽萍:《转型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及其引导》［D］，太原: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