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共生学研究表明，生物共生（the living together of unlike organisms）是自然界中物种协同进化的自然法则，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化观只是部分地解释了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弱肉强食”只是生物生存的局部竞争机制。美国生物学家琳恩·玛格利丝（Lynn Margulis，1996）认为，“生命并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协作占据整个全球的”[4]。即便是达尔文本人，也早在1859年就提出，一切生物源自共同的祖先，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切关系之中最重要的，生物的进化主要是在生物的相互关系之中。所以，把竞争看作比协作更重要的观点是缺乏生物学依据的。
事实上，共生之于动植物乃至人类的进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原生生物祖先就由细菌共生进化而来，细菌之间的密切共生关系是通向原始生物并最终产生真菌、植物、动物直至人类的最初动力。生物学界已经发现，自然界中，植物单独生长时，往往矮小、单调，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现象，被称为“共生效应”。事实上，我们人类群体中也存在“共生效应”。比如，在大学里，同一个宿舍学生的考研率是一个有趣共生的现象，他们／她们思想、志趣、行事风格，甚至饮食、爱好（比如女同学穿衣、打扮）等方面都有趋同现象；我们在逛街、散步时，人多一些就会逛的时间长一些，走的路多一些。这些都说明共生是一种动力，其中有彼此间的激励、竞争、协作、协同、包容等因素。有人统计过，英国卡迪文实验室从1901年至1982年先后出现了25位诺贝尔获奖者。这种种“共生效应”的事实说明，共生是一种生命动力，它能为人类当下时空坐标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惑提供指向性反思，比如种族冲突问题、贸易壁垒问题、文化自恋问题、资源不均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等；而地方性的本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社会文明的浪潮之中还需从共生当中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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