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终结
所谓“后”哲学文化，意思是哲学终结吗？对此，罗蒂含糊其词，躲躲闪闪。[121]实际上，他的“后哲学文化”要终结的是认识论中心主义，不过他将认识论等同于现代哲学。
在罗蒂看来，取代中世纪神学文化的现代文化是以现代哲学即认识论为基础、以自然科学为中心的文化。按照罗蒂的理解，认识论通过研究“心”而厘定知识基础，从而为思想提供牢靠的根基。所以，“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122]并且，现代哲学还对各种知识进行区分，评判它们再现的准确性，即成为“纯粹理性的法庭”。中世纪神学是文化的基础，现代文化的基础是哲学，也就是说哲学在现代占据了神学原有的位置。进一步地，按照认识论的标准，自然科学是确定性知识的楷模。于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取代宗教成了思想生活的中心。由于思想生活俗世化了，一门称作‘哲学’的俗世学科的观念开始居于显赫地位，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却能够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123]20世纪上半叶，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更是要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之标准改造哲学自身。罗蒂甚至认为，实证主义对神学文化的反对只走了一半，因为它把自然科学当作某种“神”，把科学家看作是“使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保持联系的人”[124]。因此，“西方文化今日须要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125]。
既然罗蒂反对“心”，必然反对现代哲学，因为没有“心”就没有认识论。他指出，“大多数当代西方哲学共同的一点就是对是否存在有一种称作‘哲学’的自然人类活动的怀疑”[126]。更准确地说，罗蒂并非要取消认识论，而是反对其中心地位，他所理解的哲学是作为一切文化根基、具有优越性地位的认识论。他认为，“在这些思想家（指的是蒯因、戴维森、普特南、赖尔和维特根斯坦——笔者注）以及马克思、尼采、杜威和海德格尔之后，人们再也难以认真看待这种观念了，即存在有一门超级科学或一门主学科，它关心的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127]，“抛弃了哲学家对认知的认识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的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看法，即哲学家的声音永远居高临下地要求谈话的其他参加者洗耳恭听”[128]。在罗蒂看来，人们看待哲学太过认真了，哲学并不那么重要。“实用主义传统各式各样的当代贡献者不怎么倾向于坚持鲜明的哲学性质，他们不怎么倾向于坚持哲学在整个文化中的卓越地位。”[129]
在罗蒂看来，认识论之文化中心瓦解之后，当代社会将（或正在）进行“后哲学文化”时代。据罗蒂在《哲学与后哲学文化》[130]中所言，后哲学文化是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的产物。粗略地说，“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坚持分析哲学的方法，但抛弃其认识目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为实践服务，即分析方法与实用目标相结合。罗蒂认为，正如在启蒙时期，宗教文化被“科学的”实证主义文化所取代一样，现在需要用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来取代“科学的”实证主义文化。
究竟“后哲学文化”是什么样的？有一段话经常被引用来对罗蒂这一术语进行注解：
在这里，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什么时候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认为在（例如）好的牧师或好的物理学家遵循的现行的学科内的标准以外，还有他们也同样遵循的其他的、跨学科、超文化和非历史的标准，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但这不是对因为与不朽者接近而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作为神袛之子的英雄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大写的）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131]
这段话只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描述，大致勾勒出了“后哲学文化”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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