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痛苦就会有不满，但是这种痛苦到今天已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弗洛伊德认为原因有以下三方面：其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文明充满敌意的因素早在基督教世界战胜异教时就已经发生作用，因为它与基督教对世俗生活的藐视密切相关。其二，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文明社会的人有机会观察到原始人的生活：尽管他们文明程度不高，但是他们仍然很快乐，由此许多文明人把文明社会的一些恶现象归结为文明过于复杂。其三，它产生在人们知道了精神官能症的机制的时候，它有着削弱文明人享有的少量幸福的威胁。“人们发现，一个人患精神官能症是因为不能容忍社会为了它的文化理想而强加在身上的种种挫折。由此推论，消除或者减少这些文化理想的要求就有可能恢复幸福。”
还有一个因素是失望。人们发现尽管文明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快乐程度的感受却没有丝毫增加，也没有感到有多幸福。相反，许多新增加的痛苦却是文明发展的产物。试想：如果没有铁路征服了距离，我的孩子就永远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无需打电话听他的声音；如果没有乘船过大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航海的征途，那么我也不用用电缆来解除我对他的担忧；如果婴儿死亡率不下降的话，我们就不会为生育子女的数量而忧心忡忡。[34]
既然人们对文明存在着不满，那么如何消除这些不满呢？弗洛伊德在回答此问题之前，对前人免除痛苦的方法作了回顾和总结。前人免除痛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
1.麻醉物
人们可以靠麻醉物来达到身体的快感且麻醉我们对痛苦的感觉。服麻醉药之后，可以“躲开现实的压力，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具有更好的感受条件的避难地”。但是麻醉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伤害性，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是对人体大量能量的浪费，而这些能量原本是可以用来改善人类命运的。
2.扼杀本能
这种方式在一些东方哲学中常有所体现，在一些养生之术如瑜伽术当中也有所展现。在这种情况下，修行者本人获得了静谧的幸福，但是他却放弃了一切活动，牺牲了他的生活。
3.转移原欲
也就是说使原欲本能的目的发生变化，让它们不再遭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挫折。具体来说是通过本能的升华，增加脑力和心理活动所产生的快乐。如艺术家从创作和塑造他幻想的东西中得到快乐，科学家在解决问题或是发现真理中感到快乐。但是这种途径的弊端很明显，“它们与满足粗野的原始的本能冲动相比，就显得很微弱了。它不能震撼我们的肉体。这种方法的弱点是不能广泛应用，它只适用于某些人。它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特殊的性格和能力；从实际角度讲，它是阳春白雪。即使那些确实具有这些条件的少数人，这种方法也不能使他们完全免于痛苦。它不是能抵挡命运之箭的不可刺透的盾牌，而且，当痛苦的根源在人们自己的肉体上时，它必然就失去了作用”。总之，艺术产生的微弱的麻醉作用使我们暂时摆脱了生活要求的压力，但却无法使我们忘却现实的痛苦。
4.与世隔绝
该方式把现实看作唯一的敌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如果人们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断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隐士便属于这种类型，他们“试图再创造现实世界，建立另一个世界来取代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现实世界中最不堪忍受的东西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这种人在现实面前是懦夫，“他在现实面前太藐小了。他疯狂了，找不到人来帮助他实现他的妄想”。因此，隐士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做个观念上的隐士，其中的结局可想而知：“无论谁踏上了这条通往幸福的道路，绝对蔑轻现实，他都注定一无所获，这是一条规律”。[35]
5.宗教
宗教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弗洛伊德认为：“宗教的需要无疑是从婴儿的无能为力和由此引起的对父亲的渴望中衍生出来的，尤其因为这种感觉不仅仅是超出了童年时代，而且由于恐惧命运的至上权力，它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宗教不仅在过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现在，其地位也不可忽视。他说：“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这些宗教教义的真实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大多数人相信这些教义的真实性为基础的。如果人们听说，并不存在全知全能、公正无私的上帝，不存在神圣的世界秩序和来世的生活，那么，人们就会感到，他们没有责任服从文明社会的禁律。”[36]
但是宗教也有弊端。它建立在人类幻觉的基础之上，源于人们的孱弱无助，寻求保护的需要，“这是一些幻觉，是一些人类最古老、最强烈和最迫切愿望的满足，其威力的奥秘就存在于这些愿望的力量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童年期孱弱无助这一令人恐惧的印象，使人产生了寻求得到保护的需要——这是通过爱而得到的保护——这种保护是父亲提供的”。正因为它是幻觉，因此它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弗洛伊德说：
宗教已经统治了人类社会达数千年之久，并且已有充分的时间表明它所能达到的目的。如果宗教能成功地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使他们得到安慰，使他们和生活协调一致，并且使他们成为传播文明的工具，那么，就没有人试图梦想改变这种现状了。但是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对文明感到不满，生活在文明社会感到不幸福的人竟然多得令人吃惊，他们感到文明社会简直像一个必须挣脱的羁绊；这些人既不能全力以赴地改变这种文明，也不能对它发泄自己的敌意，致使他们对文明社会毫无办法，对本能的束缚也束手无策。
而且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应该在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时有多种选择的余地。但是宗教却唯我是瞻，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况且宗教给人提供生活方式时也没有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禀赋的差异，从而导致了思维方式的不公正。弗洛伊德说：
宗教限制了这种选择和适应的作用，因为它千篇一律地把自己的获得幸福和避免痛苦的方式强加于每一个人。它的方法是贬低生命价值，用妄想的方式歪曲现实世界，即假定存在着上帝的威胁。它强制人们处于心理上的幼稚状态，诱使人们陷入群众性妄想。而许多人因此得到的报酬则是，宗教成功地使他们免患精神官能症。但是它再没有比这更多的作用了。[37]
此外，弗洛伊德对完全退回到原始社会的做法也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文明的东西是我们不幸的根源，那么我们放弃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就会更加幸福。弗洛伊德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因为我们无论用什么方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伴随着我们力求避免来自痛苦根源的威胁的活动的一切事物，确确实实都是文明的一部分”[38]。也就是说，尽管文明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但反过来说我们寻找解决痛苦的办法也是文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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