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

浸润于“欧洲中心主义”中的理论，要么全盘忽略、要么过分简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复杂性，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局限与狭隘。而随着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的大幕逐渐拉开，这种不恰当正变得越来越明显。（Shome&Hedge，2002）^[13]

在范式“缺失—寻找”的过程中，为了完善和充实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东亚（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被寄望从他们自身社会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教育的、经济的等）视角和实践出发，做出更多的学术贡献。为此，越来越多的东亚及北美传播学研究者（比如Chen，2001；Chen&Starosta，1998；Chu，1986；Gordon，1998/1999；Ho，1998；Ishii，1997，1998^[14]，2001a，2001b，2001c，2004；Ishii，Klopf&Cooke，2003；Ishii，Kume&Toyama，2001；Kim，2002；Kincaid，1987；Miike，2002，2003；Miyahara，2004^[15]；Tsujimura&Kincaid，1990；Yum，1988）积极而广泛地呼吁，越来越有必要将亚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引入传统的“欧美中心”研究当中。比如传播学者Dissanayake（1988）^[16]强调：

……非常有必要对当下流行的传播学理论、模型、范式和概念进行重新考察，寻求并提出更能与人们的文化气质及世界观相契合，从而更有助于建立批判性研究态度的替代性理论、模型和范式。

在这种范式更替的情况下，基于东亚社会文化背景，我们至少可以为跨文化传播提出五种主要的视角和实践。

（一）以“关系”为中心的视角与实践

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致力于在有着不同文化、种族背景的人们之间建立和发展和谐的跨文化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的跨文化态度和跨文化关系那样区分多数和少数、优势和劣势、发达的和发展中的、有权力的和无权力的。出于这一原则，跨文化传播学者陈国明（Guo-Ming Chen，2001）^[17]对中国与西方的“和谐”观做了区分：

在西方文化中，传播效率或者说传播目标的完成情况被视为衡量传播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而中国人则更重视恰当性和互惠性，通过恰当而互惠的交际活动达成“和谐”……这样的理论不仅清楚地反映了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潜在问题，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的传播，从而在与中国人进行交际时达成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二）历史的视角与实践

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这两种主要的历史研究视角与实践可以并应该被引入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从而对后者加以完善。历时研究“探求的是在一段时间内，随着与其他文化的不断接触，某一特定社会中传播和文化的特点是如何变化的”；与此相对，共时研究“探寻在某一特定时间，尤其是当前情况下，某一特定人群的文化和传播有哪些主要特点”（Ishii，1997）。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忽视了历时研究，或者说没有从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跨文化活动和跨文化事件。从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说，亚洲文化通常拥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背景，并且历史对文化有着强大的导向作用；在学术研究中认识到这一点越来越重要。因此，针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时或者说历史的研究方法，应得到东亚及欧洲、北美的学者、教育者及实践者更为积极的评价和应用。

（三）国内的和国际的视角与实践

数十年来，“欧美中心”的北美学者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时，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社会内部的跨文化、跨种族和跨民族冲突上，属于“国内的”研究（如Bark&Jandt，2003^[18]）。他们最多聘用具有双语能力的东亚助理研究人员进行一些跨文化比较或跨文化对比研究，其态度明显带有传统东方主义观念的色彩。鉴于北美人在东亚生活时所遇到的跨文化冲突与障碍，北美跨文化研究者将来创立新范式的任务即是通过更为广泛和系统的研究，结合历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使思路更为“国际化”。

同时，东亚的跨文化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应将其专业研究的注意力投向自身社会中由于国内文化的多元化程度迅速加深而引发的种种当代现象。更进一步说，他们要研究的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东方—西方），还有东亚国家之间（东方—东方）的跨文化、跨种族问题。这些都要求他们不断开展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国际性课题，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四）宗教的视角与实践

宗教构建了文化宫殿最基础、最隐秘的部分，对一种文化的态度、信念、认知、价值观和世界观等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比较宗教学研究者Machida（2004）^[19]说，世界范围内不同族群间不断发生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从本质上说基本上都与“历史—宗教”，特别是一神宗教（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关。可是由于一些原因，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对这样切近的研究课题显得不感兴趣。跨文化宗教哲学家Dean（1995）^[20]提出，在建立新的学术范式时，发展与宗教相关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说：“跨文化宗教哲学为人们思考和践行宗教哲学和宗教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东亚宗教文化往往兼容并蓄，包容如佛教、儒教、道教及阴阳学说等多种宗教思想，这与只信仰一神的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当代跨文化研究者能够对东亚这种宗教文化加以认识，必将在学术上受益良多。

而比较宗教学的跨文化研究者还应该注意，由于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古代本土宗教及原生民间信仰的影响，东亚的各宗教文化都已经或多或少地经历了各种融合离析、改观变化，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与风格。无论是东亚还是北美的跨文化研究者，在建立新的与宗教相关的研究范式时，都应该对东亚的宗教与其传统思想文化之间深层而复杂的联系给予特别的关注（见Chen，2001；Chen&Starosta，1998^[21]；Chuang，2004^[22]；Dean，1995；Garret，1999^[23]；Ishii，1998，2001a，2004；Ishii，Klopf&Cooke，2003；Ishii，Kume&Toyama，2001；Kincaid，1987；Tsujimura&Kincaid，1990；Machida，2004）。

（五）语言的视角与实践

大多数“欧美中心”跨文化研究者尤其是北美的研究者，一直以来都忽视了或者说避开了跨文化情境中语言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这已经被无数的相关书籍和文章所证实。这些研究人员的教育背景和专业兴趣明显局限于他们国内的传播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说英语的人占绝大多数，处于中心地位。一旦语言上的视角和实践发生转变，在国际环境中英语不作为优势语言而作为一种“外语”出现时，研究就止步不前了。“欧美中心”的这种语言上的缺陷和对非英语语言的研究态度亟须改变，美国海外教育战略特别工作组曾非常严肃地指出过这一点：

据美国教育专业调查，全国1300万本科生当中选择出国留学的仅占1%多一点……“由于我们固步于自己的一种语言而忽视了世界，我们把自己置入了危险的境地，这本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我们的国家强盛，经济发达，但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国际邻居们的语言和行为，我们的繁荣与安全就难以持久”。

从这一批评的角度说，东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不仅自身具有双语能力，而且对学习和教授外语也有兴趣，因而是改进北美人对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传统态度的合适人选，而且责无旁贷。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东亚和北美的跨文化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都应记住，这里的所有批评与建议都不是主张舍弃当代“欧美中心”研究范式，而是要用东亚的视角与实践来完善它、充实它。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2003）^[24]用很简洁的表述强调了这一观点：“所谓‘亚洲中心’的跨文化研究者，其基本任务不是完全忽略‘欧洲中心’的文化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而是要引起他们对东方宗教、哲学、历史等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