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之交，作为传播学研究者，以最大的创造力探求、译介、综合、推进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研究是我们的责任；从中国的学术角度出发，对西方已有的知识加以批评、提高、充实或转化，也是我们的责任；让得以进步与充实的学术成果进入中西课堂，从而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更强的传播能力或者成为更优秀的传播专业人士，让他们可以更好地面对21世纪前所未有的要求与挑战，这同样是我们的责任。[1]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种族背景的人们之间也随之不可避免地有了越来越多的直接/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传播研究正吸引着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接触越多，摩擦越大；这条自然科学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传播学的诸多层面，对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跨文化/跨种族摩擦、冲突和战争进行解释。此处的关键在于，这些摩擦、冲突和战争从本质上说可能是由跨宗教的根本原因引起的（如Park，2001[2]；Sadakata，2005[3]）。从这一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对于东亚的传播学研究者来说，而且对于东亚商界、教育界、政界及其他许多领域的人士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将贯穿整个21世纪。
在最后一章，我们的关键主题是“跨文化传播”，这一学术概念已被许多不同的传播学研究者给予了不同形式的定义。而本章的后面部分将提出一些批评性的建议，其所依赖的“跨文化传播”定义具有一定的涵盖性：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收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过程。这个定义将注意力集中于传播中互相联系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过程、文化对传播活动的潜在影响以及传播活动所处的物质、社会文化和关系语境上。
为了在范式更替的时期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向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研究者们需对以下三个基本要求加以认识并牢记于心：（1）研究者们应坚信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不应盲目地崇拜和接受西方尤其是北美的文化；（2）研究者们应持续地努力实践双向的跨文化传播，纠正以往单向引进和模仿西方文化的做法；（3）除了要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文化外，研究者们还应对自身所处的、传统上长期受到佛教、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亚文化特质与东亚传播特点加以研究。
为了更为具体和有批判力地分析和讨论这些跨文化传播研究课题，目前的研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1）对传统的“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做批判性的回顾；（2）弄清有关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东亚学术发展新动向；（3）在东亚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下，为将跨文化传播的思想与方法引入英语——作为外语（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FL）或作为国际语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EIL）教学做出有益的尝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