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ers（1982，1999）[9]认为有两种长期存在的分歧制约了传播学术的发展：（1）人际研究和媒介研究的分歧；（2）实证主义学派和批评主义学派的分歧。这些学术分歧至今仍然普遍存在。在这一方面，台湾政治大学于2008年12月13—14日举办了主题为“传播研究的去西方化：何以为继？”的国际会议，意义深远。无论其研究是专注于人际传播还是媒体传播，无论其方法论是受实证主义的指引还是受批评主义的指引，绝大多数与会学者（如Asante，1998[10]，1999[11]，2007a[12]；Chen，2002[13]，2006[14]，2008[15]；Chu，1988[16]；Gunaratne，2008[17]，2009；Lee，2008[18]；Kim，2002[19]；Shi-xu，2008[20]，2009；Wang&Shen，2000）[21]都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非常警惕，共同讨论了“如何对理论和研究‘去西方化’”的问题。从会议议程中可以看出，无论研究方向和方法导向如何，西方学者和非西方的学者都十分关注传播学及整个人文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Alatas，2006[22]；Asante，1999；Wallerstein，1997[23]）。
在Alatas（2002）[24]看来，“欧洲中心主义”是指“受欧洲唯一性和优越性思想灌输而形成的价值观、态度、观点及思想导向”。Alatas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包括“从源自欧洲经验的模式、范畴和概念出发来理解欧洲以外的历史和社会的一种趋向”。Karenga（2002）[25]将“欧洲中心主义”定义为“一种支配和排外的思想和行为；其基础是认为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以欧洲文化和欧洲民族为中心，其他所有文化和所有民族最多只处在边缘地位，甚至是毫不相干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不应与“欧洲中心性”（Eurocentricity）相混淆。“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思想形态，是指对非西方传统中的非西方世界和人民抱有种族优越感。而“欧洲中心性”作为一种带有特定性的视角，是对欧洲文化和欧洲人进行合理的文化中心考察。不过，当地域性戴上普遍性的面具，贬低非西方的想法占了上风，“欧洲中心性”就变成了“欧洲中心主义”（Asante，2006[26]；Miike，2008a[27]）。
Shi-xu（2009）[28]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并不限于西方世界。令很多善于反思的学者和教育家（如Alatas，2006；Banerjee，2009[29]；Chen，2002；Chen&Starosta，2003[30]；Chesebro，1996[31]；Gordon，2007b[32]；Gunaratne，2008，2009[33]；Edmondson，2009[34]；Ishii，2008a[35]；Jackson，2002[36]；Miike，2006，2010[37]；Miyahara，2004[38]；Lee，2008；Starosta，2006；Tanno，1992[39]；Yin，2006[40]，2009[41]）感到痛心的是，很多研究者在学术上非常依赖“欧洲中心”特别是“欧美中心”的理论发展和研究合作。这些学者的批评实事求是，非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学术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Chesebro、Kim和Lee（2007）[42]指出，在Chung、Jeong、Chung和Park（2005）[43]所分析的在美国和韩国曾出版的关于两国传播研究的782本著作中，韩国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地理条件并没有在韩国传播研究的主流理论中得以体现。相反，美国和韩国两国在传播方面拥有相同的研究主题和理论概念。Wang和Shen（2000）注意到“全球化趋势迫使人们不仅要直面‘他人’，而且要直面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在群体里居于什么‘位置’？我们向何处去？”，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他们还是怀疑“亚洲传播学者们可能不一定对其文化中的哲学与传统拥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从而了解‘自己是谁’，更不要说与传播研究相关的哲学思想了”。
“欧洲中心”学术有两个主要问题（Miike，2007b）[44]。其一，“欧洲中心”范式总是声称自己是“人类”范式，忽视了非“欧洲中心”思想的存在。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理论命题本身，而在于它倾向于单方面地设定普遍性并将一切笼统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中心主义”本质化（essentialize）了人类经验，好像所有人都是欧洲裔、都说欧洲语言，好像所有的社会形态都仅受欧洲宗教—哲学传统的影响，好像所有人都勉强生存在欧洲历史轨迹的边缘。其二，“欧洲中心”范式总是因为其文化根源和文化导向而青睐某一些现象、忽视另一些现象。结果，“欧洲中心”范式忽视、低估或者说掩盖了非西方历史文化中所包含的某些价值观和某些内容。“欧洲中心”理论对非西方世界缺乏共鸣，源于“笼统化”（totalization）与“轻视化”（trivialization）这两种“欧洲中心”思想方式。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欧洲中心”学术都未能从非西方的文化特定点和传播特定点出发对非西方的人性观点和人性视角加以理论总结。
为了将不同的传播理论整合统一，Craig（1999）[45]提出一种带有根本构成性特点的元模式。他提出，“所有的传播理论都和具有普遍实践性的生活世界相关，其中‘传播’已经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概念”。从Craig的观点看，传播理论是“一个有条理的元论证的领域，即是一个讨论对传播实践讨论的领域”。说得更简单些，传播理论是关于日常生活中传播问题和传播行为的元论述。如此，传播理论就是对一定的传播行为的反映、充实、批评、指导甚至是教化。
因为未对亚洲及其他非西方文化特定点和传播特定点加以理论考察，现有的“欧洲中心”传播理论既不能准确地反映亚洲及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传播现实探讨，也不能全面地加以回应，更不用说对亚洲和其他非西方的传播探讨进行有价值的建设或是有意义的指导了。事实就是这样，无论那些理论是社会科学性的，阐释性的，还是批评性的，其词汇、哲学基础和历史考量，距离以亚洲及其他非西方文化特点/日常具体生活为表达基础的传播理论非常遥远。正是在这种学科背景下，“亚洲中心性”的元理论意义在亚洲传播研究中才显现出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