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传播方式

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传播方式

后殖民主义科学观反对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强调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然而，当今世界的实际状况却是，处于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都采取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一个世界，也只有一个与世界相一致的理论，诸如牛顿力学，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这就是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然而，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科学有多么客观，而是西方社会凭借其军事与经济上的优势而造成的知识霸权。事实上，一些学者还就西方科学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因作了探讨，详细梳理了西学东渐与西方科学传播的历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型和佩尔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一）巴萨拉三阶段模型

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的标准，源于其不可复制的传播历程。在传统科学史家看来，西学东渐来源于西欧国家的殖民地策略、军事征服以及政商活动，使得西方科学思想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如东欧、南北美洲、澳洲、亚洲、非洲等等。然而，在巴萨拉看来，这些解释过于简单，1967年，他发表了《西方科学的传播》一文，提出西欧科学外传的三阶段模型。文章认为，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一些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最初家园，它们不仅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也确立了现代科学的哲学、实验活动和社会机构，为西方科学的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巴萨拉看来，西欧科学的外传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非科学”社会或国家为欧洲科学提供了资源。“非科学”一词指缺少近代西欧科学，而并非指缺少“本土科学”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一阶段，地理上的探险，使所有在异国土地上收集的植物、动物、矿物标本被送回欧洲，让其科学家进行研究。第二阶段可称为殖民地科学形成时期。随着其地理大发现与自然的探险，一系列西欧科学被扩张到殖民地或边缘国家，形成了与“地方性科学”不同的“殖民地科学”。第三阶段则完成了移植过程，以争取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传统。”^[41]在这一阶段，本土科学家努力去创造一个相对独立的西欧科学传统，解决科学问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像目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那样。简言之，在第一阶段，非西欧国家或地区为西欧科学的传播提供发展的土壤与各种资源；在第二阶段，由西欧国家主持非西欧国家的科学研究及其附属机构；在第三阶段，形成了一个“民族”科学——由非西欧国家的人所主持的“西欧科学研究”。

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型无疑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传播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案，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模型受到学界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这些批判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质疑它所宣扬的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科学定义。在雷娜（Dhruv Raina）看来，从公元1450到1800年，有更多的非欧洲知识传播到欧洲，而不是常常所认为的那么少，并且各种文化和国家之间还存在相互交流的现象。如葡萄牙医生向印度医生和伊斯兰教医师学习；二是批评巴萨拉只关注现代西方文化在整个世界的传播，却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含义会在跨文化和在各种文化的时间中改变。麦克里奥德（Roy Macleod）进一步指出了该模型的六大缺陷：“（1）它没有注意到非常不同的社会所具有的文化环境；（2）它使西方的科学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整体，并传播到非西方；（3）它没有解释政治和文化因素是如何改变这三个阶段之间被遮蔽的区域；（4）它没有解释科学是如何通过它与技术和现代文化的关系，而占据现代文化的核心阶段；（5）它没有解释新殖民主义的突现；（6）它没有解释造成第三世界困境的相互依赖性。”^[42]此后，一些学者在巴萨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美国科学史家佩尔森（Lewis Pyenson）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模型比较有代表性。

（二）佩尔森的科学与文化帝国主义

美国科学史家佩尔森是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萨顿的弟子，他主要以“科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而闻名，曾先后出版了三部著作：《文化帝国主义和精确科学：德国的海外扩张，1840－1940》《理性帝国：印度尼西亚的精确科学，1840－1940》和《文明使命：精确科学和法国的海外扩张，1830－1940》，致力于揭示欧洲科学通过传播以致成为现代科学中心的历程。

佩尔森把所有科学划分为精确科学和描述科学两类，前者以数学、物理学与天文学为代表，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则以生物科学、医学和环境科学为代表，一般处于资料的最初收集、描述、定量和归纳阶段，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大。在他看来，精确科学与建构科学的场所和情境无关，往往被法国、德国、英国和荷兰等欧洲列强用来扩张其在海外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负载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文明使命，因此，他称精确科学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先锋队”。精确科学的传播模式是按照三个轴进行的。^[43]法国主要按功能轴进行。功能轴是一个“学术的、军事的与宗教的利益的紧密整体，在其中，外国的科学家在整体上要继续服从宗主国的指导。法国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在殖民地主要从事收集资料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为他们在巴黎同行们的利益服务，所获材料的研究与所收集观察的讨论应该在法国完成。德国是按照研究轴进行，研究轴是学术、商业与军事利益之间的一个松散结合，在其中，研究兴趣保持着最高的地位。德国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关注原创性的理论创新研究，以回应经济与军事的需要；英国却是按照商业轴进行，商业轴“应该使科学家服从商业利益,研究应该服从于解决技术中的这一或那一问题。而荷兰是按照这三个轴同时进行的。

巴萨拉三阶段模型与佩尔森的科学与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提供了两种意义上的欧洲科学中心论的传播模式：在地理上，表现为从西方欧洲到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单向线性传播过程；在文化和认知上，表现为科学是普遍客观的，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并且这种传播过程是同质化的。但在佩尔森看来：“精密科学一直被欧洲国家用来扩展其在殖民地的利益，用来实现其影响势力范围内的海外政治目的。物理学与天文学已经促进了那种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手段与目的。”^[44]巴萨拉与佩尔森的两种模式无非表明了：“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把世界变成了欧洲科学的一个实验室，而欧洲科学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45]于是，一种以欧洲科学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开始形成，其客观性与普遍性特征也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