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的单元论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想偏见。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欧洲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也是非欧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让欧洲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括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任东波，2006）^[7]。

发生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催生“欧洲中心论”的温床。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随着西欧各国的逐渐兴起，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于焉展开。19世纪，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各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慢慢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将世界踩在脚下的欧洲，认为这种扩张的成功是基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造成这种优劣差异的原因是人种的不同。就是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这一历史观的主要论述是把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这个模式。尽管这种历史规律后来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主张的确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J.M.布劳特，2002）^[8]。约莫同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也在科学界掀起了物种进化的争论。因此，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为“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多层面的立论基础。

当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欧洲与非欧地区发展（进化）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来自于人种的差异，所以非欧地区的落后是命定的，是不可逆的，因为人种的优劣是无法改变的。例如，1824年，美国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是木乃伊的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那令人敬仰的单调，那古老的痴呆，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叶。”^[9]这段陈述清晰地反映出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傲慢；同时也凸显了他的无知，因为揉制茶叶的技术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

“欧洲中心论”的标杆学者之一黑格尔（1957）^[10]认为，世界历史虽然以东方为起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落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东方社会对他来说，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插曲和陪衬。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则无视非欧地区的存在，单纯地将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主体。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以欧洲为主体的；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是这个主体的两个主角；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由于武断地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两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兰克更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R.G.柯林武德，1986）^[11]。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则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夏基松，1998）^[12]孔德对于非欧人种的排除，明确地彰显出“欧洲中心论”的霸权心态。马克斯·韦伯（1987）^[13]更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并且认为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的独特性，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此后，欧洲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主要思潮。从以上的各种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理解欧洲中心论者的观点，即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界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适性。这种以欧洲为标杆的发展观，虽然明显地暴露出忽视其他文明的谬误，但是却为欧洲政治与经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合理性，因而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接受与支持，并在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建立“雅利安神话”的根据，及日本推动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立论基础。

这种狭隘的种族优越论当然是经不住考验的。除了“二战”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学术界也逐渐开始反思这种以欧洲为尊的思维，且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除了柯文呼吁以中国观点来研究中国之外，罗伯特·B.马克斯（Robert B.Max，2006）^[14]则企图从全球视角与生态视角，对现代世界的起源进行非“欧洲中心论”的阐释。罗伯特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不同于一般种族主义的，纯粹的种族主义论者至少承认世界是由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所构成的，他们所思考的只不过是如何让自己的种族发展得比其他的种族更好而已。但是，欧洲中心论者所主张的是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动创造者，是世界历史的本源，因此只有欧洲能够发出行动，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换言之，欧洲是能动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动的，所以只有欧洲具备创造历史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在与欧洲接触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而其他地区都只是其外围。

这种透过贬抑其他人种来强调自我优越性的价值观当然是无法站稳脚跟的。就以西方自诩的“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为例，片面地认为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工业化手段来提高经济能力，而经济的果实会因为经济活动的频繁而自动“下滴”（trickle down）到社会各个层面，最后带动各种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全面性发展。这种线性逻辑的发展模式，早就因为忽视了世界的多元本质及各人种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被攻击得体无完肤（谢立中，2002）。再从今日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欧洲发展观的缺憾更是显露无遗。首先，工业化引起的温室效应、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气候不稳定与资源争夺等现象，正是今日世界各种危机的主要根源。其次，资本主义——这个欧洲发展观所强调的另一项卓越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遑多让。无限制的杠杆运用及个人欲望的刺激，不但在1929年带来了“经济大萧条”（迪克逊·麦克特，2008）^[15]，更在2008年引发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及“金融海啸”，结果是“西方梦”的破碎及全球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惶恐。即便是欧洲价值观中最强调的民主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也并非尽如预期。尤有甚者，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下，民主制度反而成为引发各种宗教、种族、政治与社会冲突的理由。据此，可以体会“欧洲中心论”的各种主张即便不是全无价值，也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些许贡献，但是要将其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且武断地认为以“欧洲中心论”为核心的史观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却是不符合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