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水云寮”之资料分析

笔者曾在《游定夫生平析疑》一文中说：“我们不一定据此就认定游酢没筑‘水云寮’，只是，游酢既已筑草堂，又何必一定要在接调泉州签判或上任后又筑水云寮于武夷五曲呢？游酢应当没有那么多闲心思忙于筑堂后又建寮。因此，对于谁是筑‘水云寮’的‘林间客’，至少应当存疑。同时，据此而认为游酢‘迁居武夷’，难免牵强。至于‘不去上任’、‘有官不就’和‘借故回乡’诸说。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更让人感到筑‘水云寮’的‘林间客’极可能就不是游酢。”至于《福建省志·武夷山志》所谓“水月亭后还遗留一处游酢当时舂米用的岩臼”，则更是附会传说。

此外，依《永乐大典》之《中奉大夫游公（潜）墓志铭》所称“居士讳潜字升叔……居士得疾，卒于齐州之官舍，绍圣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以绍圣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以及古代礼制守孝三年而实为二十七个月可知，元符二年（1099）并非游酢“服阕”的时间，其“服阕”是在更早的绍圣四年（1097）六月，也就是说，元符二年时游酢已赴任“泉州签判”了。而所谓游酢在“守孝”期间筑草堂“授徒”，则于伦理上说不过去。

笔者以为：游酢数十年的游学仕宦生涯中，专心研究伊洛理学或曰将伊洛理学系统化的时间并不多，此时人到中年，借服丧这难得的机会，在家乡筑草堂著书立说，目的应在于此。这期间，他完成了《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道光《建阳县志》卷15作《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诗二南义》和《易说》等奠基著作，也是现今仅存的游酢关于理学的著作。换言之，他是把研究所得系统化即成稿后才去上任，这应是“再调”（“再”意为“二”即两次）的原因。

至于所谓“游酢在武夷山所建之水云寮，是武夷山兴学办书院之最早者之一。所以朱熹在《九曲棹歌》之五中特别暗指游酢在水云寮之事迹。‘游氏之水云寮、洪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为最著者。’（清何瀚《五曲》，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5）……自游酢水云寮后，才有刘子翚之屏山书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刘爚之云庄山房、刘拱之仰高堂、蔡发蔡元定之南山书堂、熊禾之洪源书堂等之设，遂使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地。”其中字词、出处之误有：“洪氏之洪源书院”之“洪氏”为“熊氏”之误，“慢亭峰”为“幔亭峰”之误，“其为最著者”则衍“为”字，“何瀚《五曲》”为“何瀚《原序》”之误，因之“卷5”为蛇足。

查考何瀚《原序》，该文谓：“兹志博揽正学，源流独详。崇人自陈代始知学，而顾野王已在武夷讲授矣。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熊氏筑独善堂于八曲，胡氏夺秀亭、刘氏仰高堂、小隐堂皆在五曲。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时乾隆辛未秋九月，年家眷旧寅弟平远何瀚拜题于白华书院。”显然，何瀚《原序》表述清楚，时间顺序明晰，尤其是“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最著者”一大句，说明“游氏之水云寮”是在“朱文公开紫阳书院”之后“星拱”其“紫阳书院”者之一，这恰好说明了“游氏之水云寮”是朱熹之后的游九言所筑。笔者百思千想，怎么能从中截取删修“游氏之水云寮、洪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为最著者”一句并引发出“自游酢水云寮后，才有刘子翚之屏山书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刘爚之云庄山房、刘拱之仰高堂、蔡发蔡元定之南山书堂、熊禾之洪源书堂等之设，遂使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地”呢？但这似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给了笔者一个鲜明的启示：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学问是可以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