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及策略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疾病，在死因构成中占到35%～40%。每年新发脑卒中200万人，脑卒中现患人数逾700万，其中2／3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疾或丧失劳动力；每年新发心肌梗死50万人，心肌梗死现患人数200万，其中1／2丧失劳动能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加重，心血管疾病对我国居民健康的威胁以及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高血压是我国居民心脑血管疾病的首要危险因素。据调查，我国脑卒中的60%～70%和心肌梗死的40%～50%是与血压升高有关。我国高血压患者群体庞大。2002年调查，我国高血压患者达1.6亿，推算2006年我国高血压患者高达2亿，成年人中每10人就有高血压患者2人。然而高血压的控制率却非常低。1991年我国公众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处于极低水平，分别只有27%、12%和3%，即使到了2002年也只有30%、25%和6%。其对国民健康的危害极大。仅高血压病本身每年的直接医疗费用就高达360亿元，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心血管疾病的医疗费用更是高达1 300亿元。近10年来，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直接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几乎倍增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量的国民财富被心脑血管疾病所吞噬。这对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据2002年全国营养与膳食调查，30～60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2.6%，占18岁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者的65.9%，而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仅为60岁以上人群的50%，以男性为例，各为29.8%、15.6%、6.7%，52.9%、44.3%、11.4%。2007年对北京29 224名在职人员进行的调查提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8.7%、知晓率仅为16.7%、控制率为25%。可见该年龄段人群高血压防治的需求更大。而成年人群中60%为在职人员，他们在工作环境中度过大约1／3的清醒时间。这个时期是他们一生中高产出的时期，其健康状况的好坏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关系重大。对于劳动人口而言，心血管病不仅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患者的过早死亡和旷工还造成工厂熟练劳动力的损失。因此提高在职人员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筛查和控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鼓励用人单位（雇主）对在职人员心血管健康提供必要的支持对于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危害也是很重要的。针对在职高血压患者积极进行干预，不仅有利于本人健康，可有效辐射家庭及周围成员，而且可以保护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

世界高血压联盟早些年已经发起工作场所高血压防治的国际协作倡议，目的是促进各参加国发展本国的卫生保健政策，保护劳动力人口。美国心脏协会主席Daniel W.Jones也在2007年心脏年会上指出，解决医疗保健不公平性，首先应该重视心血管疾病的预防，高血压控制项目有利于缩小医疗不公平性，且高血压防治工作的重点目标人群应前移至中、青年群体。

工作场所心血管疾病多重危险因素综合管理的经典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英国、比利时都开展了类似研究。但这些研究都试图进行大范围干预，结果是，要么没有取得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效果，要么效果一般。随后在美国开展的研究证实在筛查的基础上进而给予随访干预可明显改善高血压的控制状况，而且减轻在职人员的压力也可改善血压水平。2004年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发起并成功开展的国际工作场所高血压流行和控制状况比较研究，提示在职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较高，而且对在职人员进行筛查可以检出隐匿的患者。美国和马来西亚的研究还提示工作环境为在成年人群中系统地建立健康信息和开展健康促进项目提供了最重要的渠道，但要想长期维持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

我国工作场所高血压防治工作已有一定基础。早在1969—1971年就建立了北京首钢心血管疾病防治示范点，对职工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1990年后，首钢职工高血压发病率降为0.65%；平均血压水平未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反而略有下降（全国10个监测点多数为上升）；脑卒中标化死亡率下降了40%～50%。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推广了中国的“首钢模式”。1997年中国大庆地区通过实施健康教育，6年间使糖耐量降低进展成为糖尿病的发生率下降了46%，该研究被誉为糖尿病防治的里程碑。

但目前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原先属于单位内部管理的职工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卫生所、卫生站）逐步被剥离出来，而一些新型企业，包括私企、合资企业，基本没有单位内部医疗机构。工作场所心血管疾病防治的体系不健全，甚至是缺如，防治工作的开展也相对比较薄弱。而且由于心血管疾病防治体系不健全，心血管病防治的职业人员不足，甚或缺如，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的职工体检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更缺少有针对性的管理。

为此，在新形势下应该探索高效可行的模式，利用职工体检资料进行健康评估，对高血压患者进行管理，并推进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在工作场所开展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工作。

（王增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