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医学的兴起

（一）人体解剖学的革新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提出了科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在医学领域，以维萨里和哈维为代表的一大批医学家，运用实验科学思想和方法，研究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问题，取得了巨大成绩，引来无数的效仿者和支持者，致使实验医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医学伴随着艺术和文学一起前进。1537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指出盖仑的解剖学记述只适用于动物，而对于人体的记述则大多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他认为人体解剖学有必要从头开始。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真实地描写人体的构造，而不管这种描写与古代权威的观点有什么不同”。维萨里还将其解剖学革新思想贯彻到教学中，他将尸体解剖演示和授课合为一体，完全由他自己主持进行。为了改进解剖技术，他亲自设计解剖器械，用最好的标本给学生示教。其人体解剖学教学的革新思想，对后来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强调医生必须具有解剖学的知识，主张解剖学研究必须亲自操作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对于自己的目标和对权威的看法，他清楚明白地写道：“我要以人体本身的解剖来阐明人体之构造为己任。盖仑过去进行尸体解剖，不是人的，是动物的……这不是他的过失，因为他没有机会解剖人体。但是现在有了人体可观察，却仍坚持错误的人们才是有罪的。”这些贯穿于维萨里人体解剖学革新中的思想要素，同他的人体解剖学成就相映生辉，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二）实验生理学的发展

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在对活体动物实验和人的尸体解剖观察的基础上，日益明晰地形成了血液循环的思想，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研究并发现了血液循环运动。他是通过思想观念的革新，对心脏和血液的性质、功能及运动提出了一套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理论和框架，才发现了血液循环。从1615年起，他公开宣讲自己创立的血液循环理论，1628年出版了《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一书，清楚描绘了“静脉→右心室→肺循环→左心室→动脉→全身→静脉……”的血液循环路径，宣告了科学的人体血液循环运动理论正式诞生。可以说，哈维之后的医学已经不是原来的医学了。

（三）病理学的发展

16～18世纪，由于解剖学的革新和发展，人们对人体的正常结构和脏器形态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帕多瓦大学临床医学教授莫干尼（G.B.Morgagni,1682—1771年），在从事解剖研究时，经常在尸体上发现一些异常的病理变化，联想到解剖学上的改变必然与疾病有关，于是试图通过尸检来探求各种疾病的原因及其病理变化。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长期积累，79岁时出版了《疾病的部位和原因》一书，记载了640具尸体的解剖报告，对于这些病例的生活史、病史、最后致死的疾病以及死亡的有关情节都作了详细记录，并对尸体解剖中器官的状况给予翔实的描写。说明了疾病将在器官上引起解剖的变化，根据这些改变可以判定疾病的性质和症状发生的原因。他将疾病视为局部的损害，认为每个器官都有其独立性，每种疾病均有对应的器官损害。他把病人生前的症状及变化与死后尸体解剖所见结合起来，把医学引向寻找确切的根源和“病灶”，从而建立了近代医学的科学基础——病理解剖学。

法国医生比夏（M.F.X.Bichat,1771—1802年）将莫干尼的病理解剖学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他首先使用了“组织”（tissue）一词，并率先将组织学原则引入生理学和病理学。他认为组织是生命的基本单位，正常结构和病理结构都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

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R.Virchow,1821—1902年）把细胞学说和显微镜技术应用于病理学研究，使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细胞层次。他用自制的显微镜和简单的切片、染色技术观察了大量的病理改变。1858年魏尔啸出版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著作《细胞病理学》，书中阐述了细胞是最基本的形态学单位；机体是细胞的总和；一切生活功能无论是正常的或是病理的，都由细胞产生；细胞的不正常活动是各种疾病的根源，一切病理都是细胞的病理。引导人们对机体在各种病理过程的形态变化加以研究，促进了组织病理学和人体病理解剖学以及临床实验和诊断学的发展。

（四）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创立

1.细菌学的发现和特异性病因学说的形成　17世纪，列文虎克（Antonivan Leeuwenhoek,1632—1723年）用显微镜观察并记述了细菌、螺旋体、滴虫等微小的生物。18世纪，乔布劳特（L.Joblot,1645—1723年）的研究证实了列文虎克的发现，并发表了关于微生物的论文。19世纪初，医院里手术后的感染仍然十分猖獗，病房成了传染源，一些外科医生从临床实践经验中，做出了应当保持手术室和病房清洁的推论。匈牙利人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1818—1865年）提出的医生用漂白粉溶液洗手、用石灰消毒病房等措施，可能就包含有细菌感染的猜测，这种猜测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推动研究传染原因的动力。

19世纪后半叶，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确定了细菌对传染和发酵的作用，奠定了细菌学或微生物学的基础。从1877年起，开始研究高等动物和人类的疾病，他通过对牛、羊炭疽病的研究，确认了炭疽杆菌是牛、羊炭疽病的致病菌；还在产褥热病人的分泌物中发现了链球菌，在疖的脓液中发现了葡萄球菌。巴斯德的细菌学成就，证实了发酵是细菌的作用，人和动物的传染病来源于细菌。这些发现，为近代医学的消毒防腐方法提供了科学根据，开拓了近代医学的细菌学时代。

德国医生科赫（R.Koch,1843—1910年）运用他自己发明的细菌染色及培养技术分离并培养了炭疽杆菌，阐明了炭疽杆菌的生活史，证明了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致病因子，据此提出了使人和动物免受这种疾病侵袭的预防措施。1880年，他又分离出伤寒杆菌，1882年成功地分离出结核杆菌。此后，又陆续发现了霍乱弧菌、麻风杆菌、白喉杆菌、破伤风杆菌，以及脑脊髓膜炎、鼠疫、痢疾等多种传染病的病原菌。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大多数传染病的病原体几乎均被查明并分离培养成功。科赫在研究结核病时提出了鉴定某种疾病的病原菌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即Koch准则：这种微生物必须恒定地与某种疾病的病理状况有关；证明这种微生物是某种疾病的原因的方法，是把这种寄生生物从患病动物以及这种疾病所有可能的产物中完全分离出来；当这些致病有机体在实验室的纯培养中生长后，就应将它接种到健康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如果在被实验动物身上出现这种疾病的特有症状和特性，才能证实这种微生物确实是这种疾病的致病因子。Koch准则为人们研究传染病的病原体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9世纪细菌学的发展正确地解释了人体疾病发生的原因，这是医学思想的一次革命，它把导致人体感染性疾病的真正原因揭示出来，并且指出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正确的方法。巴斯德和科赫等人的研究工作，从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角度，揭示和证实了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形成了特异性病因学说。作为对疾病原因研究的框架，对医学家特异性病因学说的研究长达一个多世纪，直到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

2.免疫学和预防医学思想的兴起

（1）免疫学的兴起：中国医生在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发明了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后来此法传入欧洲。18世纪末，英国乡村医生贞纳（E.Jenner,1749—1823年）试验用牛痘作为预防天花的疫苗获得成功。1798年，贞纳将自己的发现正式发表，标志着牛痘接种法正式诞生。19世纪80年代，巴斯德在研究鸡霍乱的过程中发现，将减毒的病原菌接种到健康动物体内能诱发免疫作用。在成功地研究出防治鸡霍乱病的方法后，又开始研究防治炭疽病的方法。炭疽疫苗的发明，大大降低了炭疽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效地控制了炭疽病的流行。19世纪末，新一代的科学家热衷于搜寻微生物，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相继阐明了传染病借以传播的途径。研究者们发现，人体内存在着强有力的抵抗细菌入侵的防御机制，认为研究这种防御机制与搜寻细菌一样有价值。俄国著名的动物学家梅契尼可夫（E.Metchnikoff,1845—1916年）首先发现动物体内的白血细胞和肝、脾中的吞噬细胞有吞噬和消化入侵细菌的能力，并认为吞噬作用是机体抵抗传染病的主要因素。1890年，德国学者贝林和在德国学习的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发现了对付白喉、破伤风的抗毒素，血清疗法为征服传染性疾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开创了与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一个新纪元。

（2）预防医学的兴起：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大工业中心和大城市迅速形成，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随之而来的是拥挤的居住条件、恶劣的工作场所、肮脏的街道、食品污染及流行病的广泛传播。许多医学家开始关心城市和工厂的卫生问题。资产阶级出于保护自己免遭流行病的袭击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注意劳动卫生和实行防疫措施。对卫生保健和疾病流行的重视，导致了卫生学、环境卫生学、流行病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细菌学、免疫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为预防医学奠定了科学基础，提供了理论、技术和方法，使预防医学逐渐发展起来。18世纪9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兴起了病人权利运动，病人权利问题成为法国大革命后的新鲜问题，1893年法国制定了有关医药和接生的条例。从此，医界可以对不合法行医和医生起诉，这使病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