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

一、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

（一）中外新闻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起源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中，用“民生”、“平民化”等词语来指称以民众立场反映民众生活和民生疾苦的新闻传播活动，代表了“电视民生新闻”的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对于平民化、大众化的新闻传播观念，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大众化报纸时代。当报业从充当政党宣传、党派论争的角色中退隐而成为商业盈利的工具时，关注民众日常生活，报道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喜怒哀乐就成了报纸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大众民主、市场观念及城市社会的发展造就了“民主的市场社会”，为了适应这样一种社会的需求，便士报便应运而生。1832年，第一份成功的便士报发掘了大批被统称为“平民”的读者，随后的10年内，为平民百姓出版的报刊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尊敬的报刊，它们为公众提供重要的信息，并起着领航的作用^[39]。

不仅如此，大众化报刊活动还具有开启民众社会化、知识化进程的功能。19世纪30年代，本杰明·戴的《纽约太阳报》作为美国大众化报纸的开端，其读者起初主要是为了阅读它所登载的警事报道才购买报纸的。然而，数年之后，这些读者中的许多人变得成熟了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在与《太阳报》的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便士报提供了更多营养丰富的食粮。《太阳报》和《先驱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提供给读者更多有实质性内容的新闻报道以适应读者日益提高的阅读水平^[40]。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大众化报纸生存与兴盛的根基。虽然西方大众化报刊活动也带来了商业化与黄色新闻的泛滥，对新闻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贴近民众的传播方式，平民化、大众化的新闻传播活动已经成为近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一。而在我国，新闻业的大众化，或者说大众化的报刊活动随着20世纪初西方新闻观念被大量引介到中国而渐渐兴起，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有邹韬奋、成舍我等。

邹韬奋的《生活》系列报刊活动，首倡“面向民众办刊”思想，提出“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容纳民众之意见，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之贡献”，并对“民众”作了明晰的界定，表明毫不动摇的真实的民众取向。其大众化的新闻观念，表现出一系列独特性：贴近大众的实际生活、强调传播的通俗化、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与大众平等相处等，体现出一种真切的“民生关怀”^[41]。

这一时期报纸大众化方面的杰出代表还有成舍我。他在1935年创办《立报》时，正式提出“报纸大众化”的口号，要使报纸立于民众之中，加强与普通老百姓的联系，而不是走向精英化、政党化的办报道路。他认为，报纸既要报道重要的事件，作民众的耳目，又要作民众的喉舌，对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作表态性评论，说他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唤起他们的思想感情，进而把国家观念打入大多数国民心中，以达到“唤起民众”的目的^[42]。邹韬奋、成舍我等杰出报人的大众化报刊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的年代起到了唤起民众、关爱百姓、启迪思想、传播进步言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当代中国民生新闻的诞生与西方报业大众化进程如出一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新闻媒介的数量与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媒体众多、内容极其丰富的现实环境中，受众渐渐成为媒介活动的中心，掌握了新闻内容的选择权与决定权。加之民众接触大众媒介的机率日益增加，新闻的大众化渐渐成为新闻媒介的主流传播模式。大众化的传播模式主要表现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以及接近性、趣味性、知识性、社会性等方面的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与民生相关的新闻报道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内容。我国当代民生新闻的孕育和生成是以报纸为先导的，早期的党报以及后来的晚报、都市报大都辟有关于民生的新闻版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晚报和90年代中期勃兴的都市报，可以说是民生新闻的最早策源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城市晚报蓬勃兴起，成为中国新闻观念变革的先行者。与当时的党报相比，晚报的主体受众瞄准城市居民，在贴近性、可读性方面体现出大众化报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晚报对“民生”、“民情”、“民意”的特别关注，形成了自身的传播优势，吸引了大批的读者，为民生新闻的孕育与成长提供了土壤。后来的都市报，更是将晚报的这种民生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一批中央级党报和地方党报的民生新闻可以说是关注“大民生”的典范，如《中国青年报》以及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都是以关注民生和舆论监督而著称的。即便如此，当时的电视媒介也并非与民生新闻完全绝缘。早在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新闻评论性的专栏节目《观察与思考》，注意思想性、政策性和时新性，采用评论员形式与观众交流，很快就获得国人喜爱。首次播出的题目就是《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具有关心民生疾苦和监督社会的作用^[43]。这与当今电视民生新闻的主打内容如出一辙。而最早明确提出“民生新闻”口号，宣称“以民生新闻为特色”的报纸当属创办于2001年的深圳《晶报》。报纸“民生新闻”虽然启步较早，但并没有形成一种专门的新闻样式和比较清晰的市场定位。从“民生新闻”发展的规模化与受众的特定性而言，真正使“民生新闻”浮出水面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无疑是电视民生新闻。

（二）我国电视新闻的改革与实践

我国电视新闻改革大体上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替突破中以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总体来说，电视新闻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归纳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办与数量型增长、受众本位与新闻本位的回归及平民化理念的践行、电视新闻传播频道化与质量型增长等三个阶段。

1.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办与数量型增长（1978～1993年）

这一阶段主要以各类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办与数量型扩张为特征。1978年元旦，《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开播，标志着全国电视广播网的初步形成。同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CCTV）。由于电视在当时还不是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为扩大电视在受众中的影响力，电视新闻的改革首先表现在增加新闻节目时间、扩大新闻节目在整个电视节目中的比重上^[44]。1984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原有《新闻联播》和《专题报道》的基础上，增设《午间新闻》，1985年3月，又开办《晚间新闻》，填补了午间和晚间电视新闻的空白。后来又陆续开办了《经济新闻》和《英语新闻》等新闻类节目。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出现了电视新闻专栏节目。1986年10月，杭州电视台开办早间新闻专栏节目《早晨好》。1987年1月1日，广东电视台开办杂志型早间新闻栏目《早晨》。到1988年，央视第一、二套节目中每天首播及重播的新闻节目已增至10次。同时，新闻媒体开始重视受众研究、受众调查和传播效果研究。始于1987年，以后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起步的，观众调查为电视台调整节目布局、提高节目质量、改进传播方式，以期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1983至1992年的10年间，电视新闻有了较为突出的进步，中央电视台日播新闻节目由4次增加到11次，新闻节目在电视整体节目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高。1988年的一次全国听众调查显示：电视新闻超过广播、报纸新闻，跃居三大媒介之首，成为新闻传播的主导。

2.受众本位与新闻本位的回归及平民化理念的践行（1993～2003年）

这一阶段以电视新闻杂志类节目、新闻评论类节目、专题类节目、直播类节目等节目类型的创办以及新闻传播理念的革新为主要特点。自传播学由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国内关于传播学的学习、引鉴与研究，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新闻传播观念，最为典型的变化在于开始由传统的“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到90年代初，电视新闻传播媒介的功能也从单一的宣传功能分化为宣传、告知、监督和沟通等等。1993年5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一个全新的栏目——《东方时空》，时长45分钟，是一个板块化、杂志型栏目，由《生活空间》、《东方之子》、《焦点时刻》和《金曲榜》组成。它一经问世，就以其独特的栏目定位，贴近百姓的朴实作风，清新明快的格调，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被誉为电视新闻媒介“新闻本位”的回归。正如第一任制片人孙玉胜所言：《东方时空》的探索，是从非常具体的地方——语言特点开始的，就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与观众建立起一种平等^[45]。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新闻改革重在推动消息类节目的数量扩张，90年代则是重在新闻性栏目的创办及栏目结构的优化上。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开办一个以深度报道、舆论监督为主的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随后，中央台又分别开办了《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在后来影响很大的一批栏目。这些栏目的开办，带动了国内电视新闻的改革与创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视新闻越来越多。

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电视新闻改革不仅仅在栏目创办、播出时间以及播出技术层面展开，关键的改革还在于新闻传播观念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电视新闻传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一些研究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平民化^[46]。平民化理念的践行，使平民百姓成为新闻媒介报道的主角，集中地体现在媒介视点由单一的“意识形态”话题向日常生活的“市民社会”的转向，并由此使新闻传播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在报道思路、新的栏目或节目的创意设计与风格定位上凸显出一种“平民化趋势”。电视新闻报道向世俗生活靠拢的趋势，顺应了老百姓渴望获得更加贴近自己日常生活、更加符合自己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的高质量视听信息的愿望，顺应了市民阶层对媒介亲和力的普遍要求，这是对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统领下媒介“权力话语”的深刻变革^[47]。自1993年《东方时空》开创了平民化新闻节目的先河以来，渐渐形成了电视新闻节目的平民化风潮。全国各地平民化新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平民化理念也走过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历程。所谓平民化的新闻报道，就是传播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平民生活方式的展现，对平民立场的认同。据喻国明教授2000年对北京市电视观众收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电视新闻类节目吸引观众非常重要的五个方面依次为：内容实用、贴近生活，能反映群众呼声和意见，内容重要、接触现实，报道及时、时效性强，播出时间方便收看。从电视新闻类节目的题材定位上看，观众对于电视新闻批评揭露性报道、热点话题报道、社会现象的背景分析期待值较高^[48]。这一点在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中再次得到证实，在观众认为目前影响和困扰电视界并亟需加以解决的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都是关于电视新闻的问题。77.3％的观众认为电视新闻对普通百姓报道不够，应当加强对老百姓身边事的报道力度。73.1％的人认为电视对各种丑恶现象的批评、监督力度不够，希望加强批评、监督的力度^[49]。传播生态环境的改变是电视新闻改革不断推进平民化策略的直接动因，也直接导致了2002年以来另一股平民化风潮的盛行——电视民生新闻。

3.电视新闻传播频道化与栏目调整（2003年以来）

频道化或者说频道专业化是中国电视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媒介产业化、市场化竞争的结果。电视新闻频道化改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严格来说，这一阶段的起步时间应该可以前推至1999年前后。从1998年底开始，中央电视台便大力推进以“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表明电视媒体在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后的结构调整与品质提升。2000年前后，以央视新闻评论中心一系列杂志性、专题性新闻栏目为主打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似乎已落入盛极必衰的电视节目俗套，《东方时空》等新闻节目越来越呈现出栏目定位过于高知，节目内容过于高调，观众群体过于高端等三高现象，栏目影响力日减，观众群体流失严重，这一点从《东方时空》先后几次改版都难如人意就可窥见一斑。2000年《东方时空》进行了幅度最大的一次改版，时长从40分钟扩为150分钟，结果观众并不买帐，意见源源不断。2001年10月，《东方时空》再次改版，退回到创办时的小时段。将新闻及资讯节目分离出去，在保留原有的《东方之子》、《百姓故事》、《世界》、《纪事》各子栏目的基础上，推出新的子栏目《时空连线》。新版《东方时空》时长50分钟，只比原始版增加了5分钟^[50]。同一时期，地方电视台在模仿中央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追踪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广泛的舆论监督，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后，也渐渐步入此类栏目的冬天。这与以湖南娱乐旋风为代表的电视娱乐时代的来临形成了对比。正如学者叶子所言：“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一举成名后，电视荧屏上一时成了娱乐节目的天下，电视新闻节目却日益暗淡，新闻的各样栏目逐渐老化，格式化。新闻节目中的主体——综合消息类新闻栏目，特别是作为最有影响的、具有重要地位的联播类的新闻传播方式更显老化，长期以来围着领导转，跟着会议走，与老百姓的需求相去甚远^[51]。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频道专业化改革在央视新闻类节目方面难有大的突破，反而被地方台抢先践行这一改革思路。1999年5月，福建电视台率先推出24小时全天候新闻频道，以“新闻创造价值，新锐引领主流”为口号，以建立“中国大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专业性新闻频道”为目标，定位于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观众提供最新最快新闻的大众化专业频道。但是，毕竟是地方台，从新闻信息的来源，节目内容的填充，重大事件的反应能力等方面都难以产生较大的影响。电视新闻改革走到这里，从中央台到地方台似乎都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央视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上的反应迟钝与凤凰卫视的快捷、迅速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广为学界与业界逅病。地方台则在与央视的新闻竞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利益结构的调整，人们对于外界信息的渴望愈来愈强烈。一方面是电视新闻节目定位的迷失，另一方面则是观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渴求。由北京广播学院和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在2003年上半年合作完成的“IMI21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调查”结果显示：观众最喜欢的节目类型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受众使用各类媒介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新闻信息，四大媒介之间竞争的主要领域在于新闻信息的提供方面^[52]。（见表2-1）。

表2-1　观众最喜欢的节目类型选择比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电视民生新闻横空出世，央视新闻频道随即在第二年开播。胡智锋教授这样总结2003年中国电视发生的变化：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所有电视媒体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新闻”对其的重要性。中央台在直播报道、拓宽话语权、开播新闻频道等方面形成了做大做强的架势，而地方台则更多地尝试本土化新闻、社会新闻的路子。”^[53]李幸教授更明确地指出：观察中国电视十年来的三次革命，有一个趋势、一个走向、一个目标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从上往下走，走到老百姓中间去，走向老百姓喜欢的状态^[54]。这种老百姓喜欢的状态主要就是指民生新闻的传播方式。由此，电视新闻改革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以新闻传播为主导，带动电视传播活动新一轮的内容竞争，而电视新闻在这种竞争中明显已经摆脱传统的弱势地位，成为电视传播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

（三）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的时代背景

以关注平民百姓为主导的电视民生新闻在经历了20多年的新闻改革才从地方台中脱颖而出，包含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加快，社会转型与受众心理需求培育出民生新闻这样的新闻传播理念，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直接得益于政治民主化、媒介市场化、传播平民化等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是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上分析，电视民生新闻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新闻的内涵、形态亦在经历嬗变。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的张扬、追求个体利益的名正言顺，使得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趋于多元化、个性化与贴近化，新闻正在从国内外重大事件性消息转向本乡本土的所见所闻，人们更多地开始关注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从严肃的时事政治转向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社会生活。据央视—索福瑞（CSM）调查显示：在上海、广州等主要地区，在其播放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收视率排在前九位的节目大部分是本地区的新闻栏目。随着各地电视频道对新闻节目的需求越来越大，观众对于新闻节目的深度与广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对贴近百姓生活的社会新闻，人们渴望从多个侧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了解^[55]。就连国外的有关民意测验也表明：新闻报道的方式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总的趋势可以明显地看出越来越贴近百姓的生活。^[56]正如费斯克所言：“我们应当要求我们的电视新闻符合大众口味，并努力使它们融入大众化的社会意识。若想鼓励各种各样的人收看电视新闻，并让他们记住和思考它所提供的事件，电视新闻必须符合大众趣味、相关性和令人满意的生产力的关键标准。”^[57]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与社会大众的多元心理需求息息相关。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带来的生存压力增大，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使得一些被视为精神支柱的价值观发生动摇和混乱，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贫富差距加大、腐败现象蔓延、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加剧了社会成员心理的不平衡，心理的紧张和不安需要缓解和消除。加之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地域、机构、人口进行重新整合，城市的边界在不断扩大，城市作为一种崭新的社群，其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还是社会心理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在本区域的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联系，使得这个城市在民众心目中得到普遍的认同。而电视民生新闻的本土化特征、地域认同与城市化进程是融为一体的。正是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受众需求，催生了“以人为本、报道民生、反映民意”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报道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帮助市民呼吁各方解决现实问题，恰恰使受众不平衡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宣泄和释放，也寻求到了一种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受众不再仅仅满足于新闻信息的告知，而是更希望新闻能够体现社会对受众个人主体意识的重视，以人性化的新闻传播实现与个体心灵的契合。

其次，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是媒介市场竞争的产物。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使新闻媒介完全进入到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电视新闻的市场竞争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与节目内容的竞争上。地域的竞争又分全国性竞争与地区性竞争两个层次，全国性市场主要是中央台与省级卫星频道之间的竞争，地区性市场则主要是省级卫视与省级地面频道、市级台三者之间的竞争。随着市场竞争主体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张，竞争日益激烈。而在市场竞争的客体——受众这一环节，形势却越来越不利于竞争。在各级电视台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节目内容创新的同时，电视观众的人均收视时间却不增反降。据央视—索福瑞调查，2004年上半年同比2003年上半年，全国人均收视时间从160分钟减少到152分钟。2005年全年人均收视时间154分钟，2006年又降至153分钟，总体来看，近四年的观众收视时间呈下降趋势。面对越来越分化的受众群体，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地方电视台都在加大对新闻类节目的投入，不断提升新闻节目制作水平，打造新闻类品牌栏目，期望依靠新闻类节目来增强电视台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电视产业结构调整也为省级电视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可拓展空间，新一轮电视频道竞争引发省级电视台新的策略选择。”^[58]与中央级大台强化“全国性覆盖”不同的是，地方台正在强化“社区化服务”。这种“社区化服务”主要是指省级非卫星频道和城市台，在节目题材与报道视角的选择方面，与自身直接服务的对象更为贴近，并利用电话、短信、DV等多种机会让观众直接参与到节目中来。这种地理与心理上的接近性，使电视民生新闻脱颖而出。电视新闻竞争还有文化产业改革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过去许多媒介从业者认为新闻不要走市场，报道的内容让市委市政府满意就行了。现在竞争激烈了需要把新闻也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除了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外，还有一个创收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探索出一条让老百姓欢迎、收视率较高，有较多广告回报的路子。这是一个政策性的背景^[59]。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竞争机制催生了民生新闻，使重视受众需求、贴近民众生活、为民众排扰解难连同新闻价值一道成为新闻媒介的自觉意识。

再次，民生新闻兴起的时代背景中，不可忽视的是政治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近年来党和政府多次强调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抓起。2003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随后又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指导思想，要求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上也成为了中国传媒改革的指导性思想^[60]。群众利益无小事，尊重人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力量，尊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目标。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全面推进，公众主体地位得以复苏，民主意识不断强化，社会话语空间增大，使电视民生新闻成为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促使电视新闻媒体放下过去高高在上的架子，开始脚踏实地，关注起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贫富冷暖。

第四，电视民生新闻产生的时代背景中还有一个思想观念方面的根源，那就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主要是指平民化、多元化的人文思潮。这种思潮有着深刻的背景：改革开放使社会的开放性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在变革中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观念的相互作用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观念反思、社会心态变更等或隐或现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表达载体的电视媒介与其他大众传媒一道成为社会思潮嬗变的记录者与引导者。这些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传统计划经济赋予大众传媒的指导性地位使其关注点聚集于“政治”与“生产”，是为了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大众传媒全面表现出对“人”的关注是在“人文主义”思潮兴盛之后。人文主义思潮对大众传媒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报道主体由事件到人、关注焦点由意义到人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受众为中心”观念的确立^[61]。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有序与无序、亵渎和虔诚、意义解释和价值重估相互冲撞的时代。是攻讦同一性而标举差异性的时代。”^[62]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标榜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社会，各种文化形态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市民文化与权势文化不再水火不容而是平等共存，大众话语权不再是某些文化精英的特权。各个阶层的人群，找到了平等对话与自由表达的话语空间。电视民生新闻便借助于电视传播媒介成为各种文化形态表达与交流的场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