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复发的后果

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其身体结构看，人来源于生物，同其他生命系统一样，人能够通过新陈代谢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增加其复杂性而保持自身的稳定。从人是社会的成员看，人是特定社会角色的承担者，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相互作用，人的行为既影响社会系统的功能，又受到社会的制约。人的意识、人的复杂心理过程是人脑最高层次的功能。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心理的相互作用，也影响人脑的功能和人的行为。这些都是科学所证明了的。由此可见，人的系统功能受到生物、心理和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心理障碍的形成原因也常常涉及多种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早先人们曾企图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心理障碍的发生，但均证实是不成功的、片面的。因为人的心理极其复杂，要了解心理的整体，必须从多侧面、多层次进行描述。好比瞎子摸象，只抓住其尾巴或耳朵绝不是对“大象”的真正认识。细胞病理学者把人视为细胞的堆积，认为人体犹如一台机器，某一零件坏了，就应予以修补。这种见解的最大缺点是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对人的完整认识，不能完整地理解和治疗病人。同样，如果把一切心理障碍都归咎于心理或社会原因，否认脑的病变或各种有害的物理化学与生物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全面的。

因此，在临床心理学工作中，探求某个病人变态心理的形成原因时，应从不同层次深入了解，考察其心理障碍形成过程中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具体的相互作用形式，仔细分析各种因素的作用在发病中的地位，并将各个层次研究获得的材料加以综合，以获得比较全面的整体图像。即避免简单化，对具体病人应进行具体的分析，又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病人的总体情况，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病人的心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按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因素，概括不同学者通过多年对人类行为观察、研究和分析而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结果。

一、生物因素

把心理障碍的产生归因于躯体因素或生物学因素的解释称为医学或生物学模型。这里的生物因素包括人体疾病、遗传素质、生化改变和药物影响等。医学模型最早由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尔（Fran Josef Gall）创立。希波克拉底认为，心理障碍归于体内4种“体液”不平稳的结果，如黄胆汁分泌过多则易暴躁，黑胆汁过多可致忧郁。盖尔认为是由于大脑发育不完善所致，如脑炎、脑萎缩、脑肿瘤、脑血管病均可引起心理障碍。尽管两人的观点都不够正确，但他们是最早将心理障碍与生物学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学者。

感染、中毒、代谢障碍能导致脑代谢障碍，也是心理障碍形成的重要原因。如高热谵妄、低血糖症所致意识模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伴随的兴奋、易激惹和恐惧感，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腺垂体（垂体前叶）功能减退伴发的抑郁，都是临床常见的症状。

先天遗传因素与心理障碍的关系有过很多的研究。采用家系调查、双生子、寄养子研究和染色体研究等方法，揭示了遗传因素在不同心理障碍中的作用。先天愚型为遗传因素所决定。在躁狂抑郁症病人家族中有较多的同类病人，其遗传因素的作用也较为明显，但心理社会应激对发病亦有促发作用。甚至在焦虑症与强迫症病人中，其近亲发病率也较一般人群高。通常认为焦虑症、强迫症中心理社会应激有重要作用，可能遗传等因素形成的易患素质和心理社会应激共同导致了发病。这种易患素质常以某种人格特征的形式表现出来。

体内生化改变可以伴发心理和行为变化。对情感性障碍的研究揭示，单胺类神经递质有代谢障碍，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可有增加或减少。阻断多巴胺受体的抗精神病药如氯丙嗪等，可缓解幻觉与妄想等症状。反之，苯丙胺等促神经递质释放的药物，恰可引起类似精神病样的反应。碳酸锂治疗躁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改善抑郁，表明生化变化可以导致情绪变化。根据抗抑郁药的生化机制，人们研制出许多新型抗抑郁药，这有力地说明了人的情绪受到生化过程的影响。

二、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与心理障碍形成的关系最早由Mesmer提出，他认为体内有一种磁性的液体，并称之为“动作磁性”，如磁液过多或过少均可导致心理异常。虽然Mesmer的理论是错误的，但他导致了催眠术的使用。在催眠状态下，可再现痛苦的根源，而这些隐藏的心理冲突或心理创伤，是导致心理异常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很快被精神动力学学说的创始人Freud所采纳。从历史上看，心理动力学模型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人类心理过程对心理异常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心理异常可能涉及到一个人的心理动力演变，特别强调内在心理动力因素的重要性。心理障碍可能不是由于躯体疾病，而是由于心理和情绪紊乱所致。精神分析学说是心理动力学说的精髓，Freud认为正常和异常行为都是意识与无意识欲望驱动或本能矛盾冲突的结果。Freud认为心理障碍或心理疾患主要是由于本我欲望要求和超我控制间潜意识矛盾冲突而产生焦虑和情绪防御反应的结果。这种矛盾冲突是从婴儿期就开始的，根源于生物本能欲望要求对社会约束的强烈反抗斗争。为了减缓本我与超我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焦虑，自我发展了各种防范焦虑的手段即心理防御机制。那些能设法通过发展有效的应对策略（或防御机制）来把内心心理冲突减少到最小限度的是心理健康的人。而有意无意地过度运用单个或几种防御机制，以致主宰了个体的人格及其发展或损害了他的有效功能，则会导致某种心理异常或精神疾患。其后Adler提出个体心理学，认为形成一个人人格的力量是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物本能。他提出自卑情绪理论，个人身体的缺陷、精神的弱点和社会适应的困难，使人产生自卑情绪。为了追求优越感的目标，个体努力对薄弱部分进行补偿，有时甚至是过分的补偿。这就是心理障碍产生的动力机制。在病因问题上，由于心理动力模型认为童年的经历是成年人行为失调的根源。因此良好的童年和家庭经历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心理动力学说主张对心理障碍者施行心理治疗，该模型所倡导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在神经症、心身疾病的治疗上被证明有一定价值。

以Pavlov，Watson，Skinner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习理论家则提出与Freud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的心理障碍形成原因不在精神活动内部，而是对环境刺激形成的条件反射。他们认为所有行为除了由生理所决定的以外，都是通过条件反射“学习”的过程固定下来的，因而这种习得的行为也是可能通过条件反射的方式而予以“否定”，以便消除或改变某种特殊的行为，达到“治愈”的目的。他们主张对可观察的行为进行研究，摒弃所谓“潜意识”之类的概念。

20世纪40年代出现以Maslow和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者，他们认为，人是不断成长和发展的，人有自我实现的固有倾向，是人的基本需要和行为动力。一旦自我实现过程受阻，人将发生心理障碍。故按照人本主义的看法，解决心理问题的途径在于创造促进成长的条件，如建立一种尊重、理解的人际关系。一旦促进成长的关系建立，病人获得被理解的积极体验，自我实现过程就将重新开始。

以上几种理论各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人的心理极其复杂，以上每一种理论还不能解释全部心理障碍。故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各种观点“整合”，主张各种层次上互相对话，与此同时心理治疗方法也日趋多元化。

三、社会因素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的欲求不断增加，人际关系日益广泛和复杂，人们心理上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20%～3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异常。现已开展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等以研究社会文化与心理障碍的关系。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都市人口密集，各种噪声、空气和水源的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交通拥挤，竞争激烈，住房困难，失业，自然灾害，人际关系矛盾增多，所有这一切均易令人焦虑、紧张，成为心理障碍的重要根源。孤独，亦可导致人的抑郁不安，这在老年、社会支持缺乏者中尤为明显。老年人由于子女离家、上班或外出，常无人照顾，整日独居，深感寂寞，心理问题接踵而来。

心理障碍的内容与表现，亦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如从未见过电脑、也不知电脑为何物者其症状内容不可能出现此种东西。再者40余年前国人所想者为温饱的满足，今日人们则考虑合理之膳食，避免脂肪过多而过分肥胖，少女中亦不乏追求苗条而节食以致发生神经性厌食者。

心理障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极为多样，以上只是举例说明。社会文化因素论者主张对心理障碍的治疗应从只集中注意病人本身转移到整个社会方面，诸如国外的社区心理卫生以及国内的精神病三级防治网等统筹安排和管理体系，即是将防治的重点放在了整个社会的措施上。

四、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心理障碍方面的应用

综上所述，心理障碍的形成与生物、心理及社会因素三者均相互联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如果把他们割裂开来，许多情况就不容易解释，亦不符合实际。

以艾滋病（AIDS）为例，它是以病毒传染所致的疾病，病毒是它的生物致病因素。本病主要流行于同性恋及吸毒者，它之所以在同性恋与吸毒者中流行，追其根源与这些人精神颓废、寻求精神刺激的心理因素分不开；而社会制度、性开放、道德规范又是个社会因素。因此艾滋病的流行与防治亦是生物、心理、社会三者的综合问题。

由此可见，要正确理解心理障碍的形成，一定要注意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当然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不同的心理障碍其相互作用的形成和侧重点亦是不相同的。既有微观，又有宏观，在宏观指导下的微观才是可取的，才有可能对心理障碍达到全面的理解和有效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