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图腾崇拜与吴文化发端

原始图腾崇拜与吴文化发端

陈　益

良渚神徽的含义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许多图腾神话中，人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者是与某种动物（植物）有亲缘关系。图腾，也可理解为一种文化标志。本文试图从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图腾崇拜，论及吴文化的发端，就教于方家。

我们考察太湖流域众多良渚文化遗址，印象最深刻的，是出土玉器上镌刻的神人兽面纹。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的“玉琮王”，是最具代表性的。青浦福泉山、昆山赵陵山和少卿山、苏州草鞋山和张陵山等遗址出土的玉琮，也有极其相同的纹饰。纹饰上部的神人纹，是根据氏族显贵者的形象塑造的，为人格化的神。头戴宽大的羽冠，冠上羽毛呈放射状排列，脸面呈倒梯形，大口獠牙，双眼有小眼角，鼻子以刻画长条形的鼻翼为特征，双臂平端，肘部下弯，双手五指平伸插在兽面两侧。下部是兽面纹，重圈环眼，眼眶之间有短桥相连，宽鼻阔口，上下各一对獠牙呲于唇外。在兽口两侧有弯曲的两腿，足部呈爪状相对。

这个图案，是良渚人的神徽，是良渚神秘文化的象征。

那么，神徽究竟含有怎样的宗教意义？良渚人究竟在实际存在物上作了怎样的衍化？那兽形又究竟是哪种动物的抽象呢？有专家说是虎，因为张开的口中有两对獠牙，嘴闭合时獠牙恰好紧紧相扣，必是食肉动物无疑。也有专家说是水中之龙——扬子鳄。良渚时期，太湖流域广泛分布的沼泽地，成了扬子鳄繁衍的温床。如果说成群结队的鼠雀骚扰人类，收获季节总是与人抢夺粮食，那么捕食鼠雀的扬子鳄恰恰是人类的保护神。扬子鳄乃水中神物，与良渚时期人们的鱼鸟崇拜是契合的。

昆山赵陵山77号大墓，是一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不仅人体骨架保存良好，葬具有彩绘痕迹，并且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有各式各样的陶器、玉器和石器，仅玉器就有125件之多。这些随葬品说明，墓主是一位集神权、军权于一身的巫师和军事首领，在当时极有政治和经济地位。

在墓主腰部右侧放置的大石钺钺孔中，放置着一件透雕玉坠。主体是一个侧身人像，用钻出的圆点表示眼睛；头部戴冠，冠上方有一束高高耸立的羽翎；在脸部右方、平举的手臂之上是一只走兽，前后肢与羽冠相接。而兽头和羽翎两端，是一只浮雕的小鸟，肥身翘尾，嘴喙微微张开，形象十分生动。

这种由人、兽、鸟构成的图案，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物。人、兽、鸟合一，即天神、地祇、祖先三位一体，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其中的鸟，当视作良渚人的图腾。良渚先民普遍存在崇鸟的习俗。他们从鸟类特别是候鸟的生活习性中，揣摩到节令、时辰、天气等自然界的变化信息，用以指导生产和生活。鸟类有翅膀，能在天空中到处飞翔，具有超人的魔力，让人产生崇敬感。良渚先民把鸟图腾作为氏族的保护神，是毫不奇怪的。四处飞翔的鸟，似乎能自由地与日月接近，他们便认为鸟就是太阳的精灵，神鸟是太阳神的化身。把鸟崇拜和太阳崇拜结合起来，成为良渚时代宗祖神与自然神合并崇拜的重要现象。

这件透雕玉坠将人、兽、鸟合为一体，可破译为巫师和氏族首领借助兽和鸟这些自然之神，上天达地，与神灵沟通，为人们消灾祈福。

良渚文化既崇拜鸟，又崇拜鱼，这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很多遗址出土了鸟形和鱼形的玉器，我见到的有上百个品种，构图各异，令人叹为观止。除了玉器，还有陶器。《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良渚文化时期盛行黑陶，与夏人尚黑的心理，如出一辙。良渚黑皮陶无论是礼器、祭器，还是生活用具，不仅形态精美，而且擅长以高温烟熏的方式将碳元素与陶土紧密结合。如周庄太师淀遗址出土的一件飞禽纹黑陶贯耳壶，黑色陶衣黝黑闪亮，颈部、腹部浅刻着67只飞鸟图形。飞鸟也颇像飞鱼，纵横排列成行，颇有韵律感，线条简洁而形象生动。显然，良渚先民自认为是远古鸟族和鱼族的一支。

良渚人的图腾崇拜，说到底是太湖流域自然环境的产物。试想，5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地区只不过是一片荒竦苍凉的沼泽草原，偶尔才见稀疏的森林。良渚人开始种植水稻，兼而捕鱼狩猎。他们开垦小规模稻田，利用自流井灌溉，文身断发，惨淡经营。可是好容易获得的成果，既有鼠雀抢食，更有野蛮部落的无理掠夺。于是，他们把莫大的希望寄托在能抵御侵犯的勇者身上，创造了驾驭猛兽的勇者形象，镌上惟独部落首领才能拥有的玉琮，用以祭祀天地。神人兽面纹，不正是我们的先人降龙伏虎、挺立于天地之间的崇高理想的体现吗？

良渚中期以后，神人兽面纹基本上主宰了玉器的纹饰。统一纹饰的出现，说明那个时候已经在共同的地域内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地缘关系代替了亲缘关系。同时，这也表明良渚文化由原始多神崇拜向一神崇拜进化，为早期文明社会一元化意识形态和宗法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泰伯奔吴并非为让权

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包括《史记》在内的文献记载，吴君自泰伯（太伯）至寿梦一共有19世，“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但是在泰伯和寿梦之间除了世系之外，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找不到可靠的文字记载。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促使我们在拓宽思路、转变观念的同时，逐步廓清弥漫于史实之上的团团迷雾。

吴文化，作为一个历史学、考古学或者社会学名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般说来，它的内涵是指商朝末年（公元前11世纪末）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奔吴后开始，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23年（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灭亡为止，大约700年间在吴国范围内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史。尽管专家们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对吴文化的时间和空间界定有所争论，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吴文化自泰伯奔吴始。

那么，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文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史、吴文化者都取“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就来了。先从地理空间分析，自黄土高原的歧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走直线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兄弟两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遇到的困难必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打个比方，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会铤而走险，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从西北窜奔到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成全父王和季历了。再看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泰伯他们自幼生活在干旱少雨、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突然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水土不服且不必说，语言、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等等，也都有很大差别，他们居然甘心情愿地遵从当地的风俗习惯，与荆蛮人一样，断发文身，以表示再也不回到渭水流域去。在这片荆蛮之地，他们与百姓一起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及至由他们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勾吴。这似乎已成为信史。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涂抹了太多的王权意识和救世色彩？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是历代皇朝的统治中心。这一事实却在卷轶浩繁的旧史料中被偷换成了“文化中心”，且是唯一的和固定不变的。由这个“文化中心”单向发出的信息，替代了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文化现象。不难看出，司马迁当年正是站在黄河流域是唯一的皇权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立场，提出泰伯奔吴“让权说”的。

事实上，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不仅仅起源于黄河流域，也起源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是熠熠闪亮的满天星斗，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试想，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能够利用自流井灌溉，种植水稻的吴越先人，为什么要来自黄土高原以黍稷为食的泰伯和仲雍来教会自己饭稻羹鱼呢？早在5000多年前就人工堆筑大祭台，制作了精美的玉石礼器的先民，又为什么非要他们来作原始的启蒙呢？

泰伯奔吴究竟原由何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为了寻根，返回先祖的故土。寻根是人类的一种最原始最本质最普遍的情感。恰恰是源于血缘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不辞艰险，长驱数千里，来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太湖流域，并很快与荆蛮之地的人们融为一体。文化的凝聚力是无法低估的。

让我们来看看泰伯奔吴时的历史背景。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前，古公亶父“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到了季历继承周太王的权位时，周国渐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

在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但是不要忘了，考古实践告诉我们，早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尤其是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范围已达到相当规模。那时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精神生活追求。在此基础上，原始宗教开始萌生，与之相适应的祭坛、巫觋和用玉、石打制的礼器相继问世。甚至还出现了体现思维智慧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

在距今4000年左右，有着蓬勃生命力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了。消亡的原因，与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有着深刻联系。连续三次九星地心会聚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灾害群发现象。尤其是洪水泛滥，肆虐天下，给先民们筚路褴缕、苦心经营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有许多历史文献对此作过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下》）。在连续二、三百年间，特大的洪水、持续的严寒，使自然生态严重失衡，这不能不影响到文明初始时期的人类的发展。业已高度繁荣的良渚文化，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然而祸不单行，在洪水侵袭的同时，战争又降临到先民的头上。《史记·五帝记》中有关于黄帝大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黄帝先是五战五不胜，后来与炎帝联合起来，倾尽全力才将蚩尤战败并擒杀之。许多专家认为，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正是创造了良渚文化的吴越先民。黄帝击败蚩尤后，蚩尤部落的成员有很多人当了俘虏。前秦王嘉在他所著的《拾遗记》中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鲁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邹鲁之地在何处，难以考证，有北之乡当指北方高寒地区。20世纪70年代，陕北延安碾庄曾经发现一批良渚式玉器，与太湖流域发现的良渚玉器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有专家说，这很可能就是被皇帝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集团的遗民所遗留下来的器物（见纪仲庆《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五期）。

在古史传说神奇的外壳下，包含着的是真实的果实。

良渚先民遭受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尽管当时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远比黄帝炎帝拥有的文化先进。不过，蚩尤部落集团失败后，他们的许多文化因素却顽强地在保留了下来，并且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文化。商周文化中的璧、琮、兽面纹（饕餮纹）以及某些青铜器的形制明显带有良渚文化色彩，就是明证。

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以后，往往会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所融合。类似的例子，在欧洲历史上也能找到。当西罗马帝国摇摇欲坠时，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加速了它的瓦解。野蛮的日耳曼民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查理曼帝国，日后分裂成德、意、法三国的雏形。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入侵不列颠，这就是英国的由来。日耳曼人入侵欧洲前，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入侵的过程中，民族组织迅速分化，并且承袭当地的生产方式，形成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这样，日耳曼人不经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野蛮战胜文明的活例。当然文明并没有因此被扼杀。恰恰相反，催生了新的文明。

在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明显带有文化低落期的特点。它继承了良渚时期的文化面貌，但是没有发展和进步。它无法像良渚文化那样具有强大的扩张优势。而中原商文化因素，却在马桥文化中渐渐呈现出来，不难看出它蓬勃的生命力和渗透。

至此，泰伯奔吴时太湖流域一带为什么是荆蛮之地，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度去往落后贫困地区，并扎下根来，很容易被称颂为“高风亮节”。但依照良渚图腾崇拜推论，不妨以文化认同来解释。因为，假如缺乏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这样的“高风亮节”是难以持久的。

吴文化就是鱼文化

如果不是我的妄自揣测，泰伯、仲雍应该是被洪灾和战争所逼迫，不远千里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成员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上流淌的是良渚先民的热血。尽管迁移到黄土高原、渭水流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世世代代的良渚人与当地人已经同化，可是太湖之滨这片丰沃而神奇的土地，饭稻羹鱼、丝帛麻纺的日子，被今人称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的人工堆筑大祭台，以及许许多多闪烁着无穷智慧的玉石礼器，在先人们的声口相传中，始终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到先辈生活过的地方去开辟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个血性男儿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雄心壮志。泰伯、仲雍没有理由鄙视荆蛮之地，因为他们知道，在大禹治水以前很多年，这里曾经是如何的生机勃勃、繁花似锦。更何况，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土，是他们“根”的所在。他们甘心情愿地历尽艰辛，前来寻根——寻根或许是一个现代的名词，可是用它能解释原始的举动。

考古学家们对黄淮平原龙山文化遗址在文化上的归属，曾经有过争议。他们认为这与当时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群的流动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人群的汇集与流徙则与这一地区历史上频频出现的水患息息相关。我们不应忘记‘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这或许是打开这一地区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见韩榕《海岱文化区刍议》，《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流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说明大禹是四面八方的人们共同敬爱的神。故事既形象地勾勒了距今4000年前发生的特大水灾，也表明了各种不同背景文化的交融。泰伯奔吴，与当地的荆蛮人相互交融，并被推举为氏族部落首领，也毫不奇怪。当时的氏族部落首领，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是巫师，在遇到部落冲突和战争时是指挥员，平时则领导着生产劳动。不过，要让吴地的人们“义之，从而归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推举一位“外行”来领导自己。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原来泰伯来到吴地后，首先推行的是周朝的那一套礼制，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后来仲雍作了很大的变易，不仅在外表上断发文身，还起了一个字“孰哉”——吴语中可理解为“熟了”。正是因为他完全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融入了当地社会，才受到了人们的拥戴。

泰伯和仲雍在吴地成立了一个小国，“自号勾吴”。“勾吴”的涵义是什么？郭沫若、周国荣、魏嵩山等专家学者作了许多考证，或认为是勾国与吴国的合称，或认为是延用了先吴族的族号，或说勾只是夷语的发声词，或说勾是实词，勾、工、攻都是干的音变，勾吴即干地之吴。一时众说纷纭，迄无定见。但我们只要采用文化融合的观点去理解，这个结就容易解开了。起初勾吴只是泰伯和仲雍的自号，但当地的荆蛮人闻知后，义而归之，“共立以为勾吴”（《吴越春秋·吴太伯世家》）这意味着勾吴是一个周人和荆蛮人双方都能接受的词汇。他们找到了一个土著词语，用周地的文字书写，读音和含意都很相近，便很快得以流传——采取这样的办法是最容易得人心的。

勾吴一词究竟如何解释？有专家认为它有勾画鱼纹、文身之意。早在70年前，史学家卫聚贤先生就曾经从字形、字义、字音等三方面，对“鱼”字和“吴”字作过考证。他认为吴字像鱼形，吴和鱼是相通的。吴人把鱼纹刻划在身上，与他们的图腾信仰有关。他们“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当时有许多人说他论据不足。但到了今天这样的例子很容易便找到了。周庄太师淀遗址出土的一件黑皮陶壶的壶肩上，镂刻着一个原始字符。我们不难看出，那是一副清晰的鱼骨，是一条抽象的鱼。同时它又是一个“吴”字。它确凿地证明，在先民的眼里，吴就是鱼，鱼就是吴。直到今天，在吴方言中，吴和鱼的读音仍然是不容易区分的。

泰伯、仲雍奔吴，在隆重地完成断发文身的仪式后，终于与当地的荆蛮人实现了文化认同。他们建立的以鱼为图腾的勾吴国，被载入史册，成为吴文化（鱼文化）的始端。从中我们不能不看到，任何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所谓源和流也是相对的。恰恰是在地域辽阔的中华国土上的文化融合，从文明萌发之际就已经开始了，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融合的潮流阻挡。

自从1936年杭州西湖博物馆年轻的研究人员施昕更先生在杭州西北郊良渚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黑衣陶等一批文物，至今已有70多年。考古专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绵延长达1000多年的良渚文化繁荣时期，先民创造的史前文明无比灿烂。既有的奴隶社会史或许将由此被改写。

广袤的江南原野上，耸峙着一个又一个土墩。称为山，却缺乏突兀险峻的山势；称作陵，倒也耐人寻味。这不是地壳变迁的结果，而是人工堆筑，是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和方法筑成的大土堆。那宽而厚的堆土层中，隐藏着难以计数的黑皮陶器、石斧、石钺和玉琮、玉璧，几乎每一个土墩中，都有良渚先民祭祀的遗迹。考古学家把一座座人工堆筑的土山称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因为无论形状、用途，还是堆筑的年代，它们与埃及的法老在尼罗河畔修建的金字塔，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些用于埋葬氏族首领、贵族和平民，也用作祭坛的土筑金字塔，四面环水。先民们是挖取了四周的泥土，堆筑成中间的大祭坛的。这使人想起城池与它的护城河。土筑金字塔四周的河流，在当时确实是发挥着护卫的作用，它成为水做的城墙，构筑了一座水城。手里握有祭祀权、军权和财权的氏族首领，就居住在水城的中央，常常手持玉琮，点燃火种，祭拜苍天，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安宁，在河里能捕捉到鱼儿，田里栽种的稻子不受野兽和鸟雀的侵害。

四面环水的土筑金字塔，正是江南水城的滥觞，吴文化由此发端。

（本文为由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学科、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中国江南学中心、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主办的“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