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导读

五四时期，讨论人生问题的文章很多，尤其是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新潮》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他对于人生有独到的见解。写这篇文章时，他只有二十五岁，处在人生最富激情、最“狂妄”的时期，但我们从中依然能够看出他的理性，他的严谨。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贸然解决他。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瞒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束。我这篇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作人生问题发端。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我们说“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说，“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作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哪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共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

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