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经济"的现实与发展型政府职能的再认识

3．3　“三元经济"的现实与发展型政府职能的再认识

古典经济学倾向于认为，政府的职能应限于提供诸如国防之类的纯公共产品，保护居民产权以及维护社会治安，充当人民的“守夜人"。而政府之所以要提供此类公共服务，其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张五常的文章曾提出了在不同的交易费用下通过市场或通过投票、通过领导人指派分配资源效率上的区别，因为这些领域内通过市场运作的定价成本过高，出于减少交易费用的需要，有必要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引入政府，通过投票取决或通过领导者指派来配置资源。但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也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在发达国家，我们也经常看到政府为本国企业谋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采取一些补贴性或保护性的措施，诸如通过绿色技术壁垒保护一些劣势产业，阻止国外竞争，或通过对本国的新兴产业提供补贴，以获得更大的出口优势；而在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认为是其获得经济成功的关键性手段。发展中国家政府更为经常采取的措施是直接从农业或一些类似的劣势产业中抽取租金，比如，征收税费或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补贴形式资助诸如信息产业一类的新兴工业部门。我们称这种通过从农业部门中抽取资源，然后以相机选择的方式转移到某些工业部门，力图通过工业部门巨大的规模经济功能所引发的外部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府为发展型政府。发展型政府的特征不同程度地在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而突出地以农业产值占极大比重的欠发达国家为代表。下面我们从博弈论的视角界定发展型政府的特征、取得成功的条件以及面临的风险。之后以我国的现实情况为背景，对信息时代发展型政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出分析，并对信息时代我国发展型政府的职能做出规范性界定。本节最后评述了我国政府的改革模式及其发展方向。

3．3．1　发展型政府的特征与风险

发展型政府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而其所用的手段是从农业部门中抽取资源并转移到具有规模经济、发展潜力以及战略竞争优势的工业部门。但是从农业部门抽取资源将带来农业部门一定的效率损失，对工业部门的转移支付则容易造成被选择部门的道德风险，而且，通过扭曲资源配置却没有达到工业增长绩效的提高会导致一定政治冲突，结果使得补贴政策不可持续。下述形式化分析对此有一个说明，设政府在其执政周期内对农业部门收税A，A的数值超过了最小“守夜人”国家职能的需要，这将给农业部门带来效率损失M，政府本身也会造成行政和政治冲突成本C（T）。假定每一期开始政府向工业部门B支付转移支付S，这项转移支付或被工业部门消费掉，或用于资本与工业部门B的努力E相结合以生产，期末产出为S^AE（A小于1）。如果政府总是力图从B的产出中获取更多的税收，但每期期末只能征收其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T，用δ代表贴现因子，一次性博弈下该机制产生的净收益现值组合政府、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分别是A－C＋δTS^AE－S，－A－M，δ（1－T）S^AE－Eβ，在这一博弈进程中，政府通过选择合适的向农业部门征税水平A、转移支付给工业部门的补贴S，实现总收益减去与A发生政治冲突成本的余额最大化，工业部门将选择最大化其收益的努力水平。在这种政府抽取农业部门资源补贴给工业部门的情况下，虽然存在工业增长的机会，但由于工业部门B努力水平E得不到可由法庭证实的可靠观察而可能偷懒，再者对A进行财富剥夺必然导致冲突成本C和农业部门的效率损失，加上工业部门潜在生产性活动会由于政府能够获取事后的一定比例的税收而使得自身的产出水平得不到充分动员，因此这种发展型政策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

为改进对工业部门补贴的效率，政府宣布将在每期结束时对工业部门征收一定量的税收，同时提供给工业部门补贴S，但继续补贴的条件是在下一期工业部门必须达到政府规定的预期最优产出水平。政府对工业部门的相机补贴策略不一定可信，每当工业部门低于最优努力水平，便游说政府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使得税收水平达不到要求，并许诺日后一定努力支付可达最优产出水平的税收量。如果工业部门B是不可替代的，政府相机补贴政策的威胁一开始就不可信。但考虑另外一种情况，现在设想工业部门由许多在位和潜在的工业家组成，假定政府将选择两个最有效率的工业家作为补贴对象，工业家间不能在一起协调他们应对政府的策略，这样政府可采取以下相机补贴政策：一是只要两个工业家支付对应最优产出的税收，政府就继续给予补贴。二是如果有一个工业家违约，政府将终止对该工业家的补贴，让另外的工业家取代其位置，替换工业家给政府带来成本K。三是如果两个工业家同时违约，政府将不得不放弃相机补贴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工业家达不到最优产出水平就停止补贴威胁的可信性就强得多，因为在存在可替代补贴对象的工业部门条件下，只要在2（T₁－T₂）＞K威胁就是可信的（T₁代表在相机补贴下政府从最优产量中征收的税收，T₂代表两个工业家违反合同偷懒时政府得到的税收），政府谈判的能力就大大增强。而确保相机补贴政策有效〔即2（T₁－T₂）＞K〕的一个条件是工业家的贴现因子必须足够大，这意味着发展型政府相机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发展政策的长期有效性，因为如果说工业部门B估计政府在位时间有限，他们可能在领取补贴后不再努力工作，当所有的工业家都预期政府将长期执政，才会有减少其道德风险的可能。

上述分析表明：发展型政府之所以能发展经济，是因为政府长期执行以新兴工业部门绩效为基础的相机补贴政策。但发展型政府也存在自身风险，因为发展型政府只有在按竞争绩效标准挑选重点部门的条件下才能导致工业增长，如果工业家与政治家相互勾结，裙带主义盛行将导致以发展绩效来确定扶持对象的标准得不到执行。另外，当补贴企业规模太大以至于政府不能对其进行替换时，相机补贴的标准也将得不到执行，这样发展型政府就容易转向效率低下的勾结型政府，受损害的则必定是处于劣势部门的群体，进一步损害了收入分配的均衡性。

3．3．2　信息化对发展型政府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的工业投资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外融资，任何欠发达国家都必须从传统农业部门抽取资源，启动其工业积累。考虑另外一方面，发展型政府为弥补从农业部门受到的效率损失而将发展收益的一部分返还给农业部门，一方面是为减缓与农民发生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为培育农村市场，为工业产品提供发展空间。信息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政府选择补贴部门的绩效标准，从而使得发展型政府在向农业部门征税与向其他部门补贴的种种搭配性决策中存在着多种机遇，也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带来新的挑战。基于一些发达国家人士的鼓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士自身也认为，信息产业成为实现经济赶超的最有潜力的产业，这是出于以下几个理由：

①知识经济的出现只有20余年的历史，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多不过20年，而在一些主要的工业领域，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在50年以上，由于在发展知识经济与信息产业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个起点上，因而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②电子商务与信息网络结合形成一种无国界、无疆域的世界性商业活动，不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电子商务的商业活动方式都是一样的；且不管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经济落后地区，开展电子商务的难易程度也是一样的，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手段，有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壁垒。

③互联网通讯技术与其他技术相比投资较少，正外溢性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试错中逐步学习和适应。尤其是通讯技术的某些要素如软件很容易调整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这就为发展中国家经营和贸易转型提供了基础。

④发展中国家要获得持续经济增长其根本在于提高生产率，而先进信息技术的扩散及其在商务中的应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收益边际递减，依靠外延式扩张经济增长很慢，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技术进步，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及有关商务应用软件可在国际市场上向发达国家购买，并容易移植，这方面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上赶超，缩小差距。信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将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⑤全球网络便利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减少企业谈判签约、实施交易成本。企业到企业（B2B）间的电子商务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谈判的地位，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⑥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利用网络技术从事国际贸易，按照赫—俄模型将会产生要素价格相等效应，这样，国际贸易的长期均衡将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资趋于相等，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工资将提高，而发达国家工资不一定会降低，因为后者可以向资本深化型生产模式转移，导致发达国家数字工具（这种工具被发展中国家用于生产产品）的价格下降，这将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对这种数字工具的需求，促使其更快实现均衡。

从历史上看，带动第一次经济高潮的技术发明——纺织、蒸汽机和冶铁技术，主要在英国出现，促成第二次经济高潮的铁路和生产机械化，主要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现。到第三次高潮时，电力、化学和汽车等工业技术的领先者是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潮中，日本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特殊发展时期也是一个后进追赶先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其他国家采纳发达国家率先在经济发展主导部门利用的那些技术发明。例如，在1853～1873年迅速发展时期，欧洲大陆和日本采纳了英国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发明的技术：纺织、冶铁、铁路和轮船。在1951～1973年的迅速发展时期，欧洲和日本采纳了美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发明的技术：汽车、电力、耐用消费品、合成纤维、电话和飞机，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佼佼者。

基于上述认识，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就有动力把信息产业作为补贴与扶持部门，而扶持资金的来源只能是通过财政再分配或通过给予新兴工业部门一些优惠性待遇，而农业等传统部门则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歧视性待遇，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经济从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的顺利转型，这可能是因为以发展绩效为补贴标准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或是因为各利益集团为补贴与税收政策“公正"认识不同而引发了政治冲突，则这种补贴新兴部门的政策措施将受到严重挑战。出于信息产业发展的特殊性，相机选择的绩效补贴面临着更大的风险。第一，信息产业与数字网络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其正向效应的培育需要长期的投资与积累。目前在宏观层面上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投资于信息网络与经济增长的正向相关程度，美国新经济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证实。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便宜，能得到更广泛应用前景的技术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而信息网络技术与生产自动化是有利于在资本充足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运用的，因此尽管以摩尔定律代表的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不断增高，发展中国家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也是在推广运用信息技术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三，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素质普遍偏低，对高新技术的吸纳能力落后，因为关于新技术使用的诀窍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与适应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培训体系是否能跟上新技术的步伐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3．3．3　三元经济的现实与发展型政府的职能定位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而工业部门生产率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被工业所吸收而促进了生产力增长，最终使得整个经济实现工业化，这就为工业部门的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2]。在费景翰和拉尼斯改进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业边际生产力的变化成为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关键要素，基于传统技术与农业中土地和人口比率而形成的农村工资要小于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工资，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如果工农部门贸易条件有利或工业部门能够顺利出口，不断转移的人口将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一直到两个部门的生产率相等。这个模型虽然考虑了农村人口转移条件及其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政策结论还是倾向于保护工业部门不断扩张^[23]。考虑到信息经济的到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三元经济的分析模式。尽管在我们看来，信息经济是从传统产业部门衍生出来，它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农业与传统工业部门对其产品的吸收与应用，但三元分析模式还是基本上代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一种能够观察到的现象。

中国工业、农业与信息产业三元经济发展的现实呈现如下特点：

①信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工业部门，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数据估计，改革开放后20多年时间里，电子信息产业的增长率要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10%左右，这个差距即使在诸如江西这样的中部地区也是同样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还会保持下去，根据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的报告，“十五”期间信息产业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8%，将以2～3倍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发展①。

②信息产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工业部门，已经出现了知识精英与大批的知识资本家。

③在我国的农业部门与传统工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非常大，合于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仅从产值角度看，如果认为信息产业保持对其他部门生产总值大一倍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其占整个国民经济总值8%这个比例算，在20年之内，信息产业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40%，其他工业部门与服务业约为50%，而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下降到10%以内，整个经济将实现一元化；但也可能存在产值的变化不能反映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这种情况。如果中国大量的农民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制约，传统工业的改造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我国目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工业处于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一进程的成功与否也将制约信息产业今后的增长空间。因此，政府在对农业与传统工业征税并同时补贴新兴的信息产业时必须统筹安排。政府若能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并存的现实，以三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及发展理念着手发展战略的制定，就会对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机遇与挑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以有利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职能的重新定位，以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扩张与传统产业让出资源的这一进程并非在所有外围地区都是平衡进行的，政策的有效性、原料的分布、企业管理技术和其他要素可能对一个地区有利而对另一个地区不利，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某个部分与产业部门可能成为一个发展极，甚至成为进一步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预示了具备一定条件的后进国家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以微电子、计算机、电讯、激光、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明与其应用使得信息产业与相关服务业、信息高速公路、关联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据估计，信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与电气化相近，至少还能对经济的增长做出40年的贡献。出于赶超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信息技术具有强烈的愿望，这些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从农业与传统工业部门中抽取资源直接或间接地补贴新兴的信息产业，这些政策涉及财政投资、税费减免、金融支持、出口退税、成果推广等多方面。

在我国发展信息产业与知识经济的过程中，借鉴这些发展型政府成败的经验是非常有助益的，而如下问题则是政府制定信息产业赶超战略所必须注意的：

①促进以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与农村经济、传统工业经济协调发展，既能培育新兴产业的市场，也能提高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对产业补贴的形式与规模存在多种限制，政府在对传统产业抽取资源并转移到新兴产业时面临较多的约束，因而宜寻求对新兴产业不同的补贴方式，总的方向是政府资助要更多地以提供公共品的角度来进行，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优化新兴产业发展环境上，在有关人才培训与教育投资上，在有关基础设施建设上，在资助公共研究与开发上等方面。

②当一种新的通用技术出现后，创新者放弃了开发旧的通用技术的组件部分转而研究开发新的通用技术的互补品，人才的稀缺将导致工资的提高，这样，新兴产业的生产率在初期反而可能下降，当经济系统建立起足够的适应新的通用技术组件及相关最终产品时，大量与新技术相适应的互补性技术得到开发，工资率也下降了，经济开始实现增长。这个过程意味着信息通用技术对国民经济结构性转换可能是长期的，由此引出的政策建议是对新兴高科技产业的扶持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保持连续性，这与前述博弈模式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③如何以绩效标准确定产业资助的范围与可替代企业的方法是政策操作中面临的挑战，因为发展型政府容易因为操作不当而转变为勾结型政府，当没有规范成文法以确定潜在最优产出水平以及相应税收时，代理人间会相互勾结使得政府的目标得不到实现。此时建立起来的新兴工业并没有自生能力，不能积累足够的资金持续发展。当维持新兴产业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得不到衰退的农村与传统工业部门支持而不得不依靠外资资金的进入而维持生存时，受制于国际资本的发展模式将面临风险，尽管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我国出现。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府与工业界为安抚中产阶级不断上升的利益要求，不得不人为高估本国货币来借贷，这样其抽取资源补贴工业的发展模式就受制于影响资本供给的外部冲击和汇率制度的可控性，一旦政府管制的可信度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时，发展资金的外部供应来源将被抽走，导致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