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协调与突破

筹设烟台矿务学堂，是盛宣怀突破实业与教育不能协调发展的最初尝试。对盛宣怀筹设烟台矿务学堂的过程，本书第一章已有专述。这里需指出的是，盛宣怀自1888年起精心筹办矿务学堂，本意在突破所办电报学堂培养一般技术人才的局限，提高办学层次，招收读过西文西学8年至10年的学生30名，专攻矿务学3年，培养能独立从事勘察开采的矿务工程师，以自行开采、办理煤铁铜银等矿业。惜因生源不足、经费难筹等因素，筹备4年终未能正式办成，然而此举为盛宣怀筹谋在实业与教育之间实现更大突破积累了经验教训。

1895年，盛宣怀反思数十年洋务技术教育的经验得失，提出了见识深远的捐设新式学堂规划，筹议由自己所管轮船局、电报局等出资，在南北各捐建大学堂1所，在全国各地捐立小学堂23所。随即在天津首建北洋大学堂，次年又于上海创设南洋公学，并资助成立中小学堂，逐步实施捐设新式学堂规划。该规划的提出经过与具体内容，本书第二章已有详述。这里着重从盛宣怀突破实业发展与教育滞后间矛盾的角度，来解读该规划制订与实施的重要意义。

首先，突破实业教育难以提升办学层次的瓶颈，培养精通西方科技、法政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针对实业学堂造就不出高级技术专才的困顿，该规划筹备设立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大学堂两所定位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由已学习4年普通学科的二等学堂升入，学制4年，可分门学习矿务、机器、电学等专门学科，也可全面攻读高等普通学科，以造就学问精深的工程技术、法律人才。头等学堂毕业后，“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注：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95年9月19日），《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上海译书局光绪戊戌年（1898）版，第25页。）南洋公学上院，“即头等学堂”，学制亦4年，“视西国专门学校，肄习政治、经济、法律诸科”，“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注：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愚斋存稿》第2卷，第23页。）表明公学旨在培养政治、外交、法律等方面的高级人才。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北洋、南洋两学堂也始终以培育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于20世纪初年相继办成高等性质的知名学府。

其次，突破生源长期奇缺的状况，自建初等、中等学堂，培养生源。捐设新式学堂规划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小学堂23所，学制2年，毕业后升入北洋、南洋大学堂内设的二等学堂或中院，学习4年后再升入头等学堂或上院。小学堂、中学堂以学习中西文普通知识为主，以为继续深造奠定扎实的基础知识。如此，解决了长期以来实业学堂拟提升办学层次而生源不足的弊端，使头等学堂、上院获得了稳定合格的学生来源，也实际推动了小学、中学、大学相互衔接的近代学校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再次，突破部门办学局限，为整个实业体系及国家社会培育人才。民国学者周思真论及洋务实业教育及其走向时说：“大抵当时是创办某种实业，即设立某种学堂，完全根据实际的人才需要，和后来的只办学校，梦想振兴实业者大不相同。”（注：周思真：《中国教育及教育思想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第168页。）此说大致可以说明盛宣怀从实业教育到普通教育的转型过程。即甲午之前，盛宣怀开创一种实业，即在实业之下附属专门学堂，培养该实业所需的技术人才。如所办电报学堂附属电报局，专为电报局培养人才，具有很强的自给性与封闭性，容易产生画地为牢、浅尝辄止的弊端。从捐设新学规划及实施情况来看，基本突破了实业部门办学的诸多局限，规划所设大、小学堂并不专属某一实业机关，而是为一般实业领域造就各种技术与管理人员，这从北洋大学堂分科设置便可以看出。该学堂头等学堂侧重科技工程，所设专业有工程、电学、矿务学、机器和律例，其中电学科显然可以为电报局提供人才，矿务学科、机器学科分别为矿务、轮船、铁路、织布等部门提供专才，工程、律例则可为各洋务实业广泛提供技术与管理人才。南洋公学上院以法政学科为主，主要为清末即将来临的政治革新提供新型行政外交人才，另有理财、商务科，则可提供盛宣怀所需的从事银行、商业贸易方面的人才。由此，多个实业部门都可从学堂获得需要的高级人才，这有利于从整体上解决国家人才短缺的问题。

除了为实业系统育才，此设计还着眼于为国家社会广泛培育精通“西政”的人才，实现从服务于自身实业系统，到为国家社会培育人才的超越，诚如盛宣怀提及轮、电两局捐设学堂之用意时所说：

两局捐办南北洋两公学，一则专教政学，一则兼教艺学，商政之交际，机器制造之精微，十年之内必有才者，上备国家之任使，下为两局所取资。（注：盛宣怀：《遵查轮电两局款目酌定报效银数并陈办理艰难情形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1899年8月），《愚斋存稿》第3卷，第10页。）

其中为轮、电两局“所取资”，当不仅限于两局，而是整个实业系统，这从两学堂所设专业便可明鉴。

最后，突破办学经费的单一供给关系，将实业供款兴学育才推至更高层面。实业部门附设学堂时，全部经费由该实业提供，属内部常年性支出经费，学堂也因经费关系专为该实业部门培养特需的技术人才。而捐设新式学堂规划中，各式大小学堂经费全部出自轮船局、电报局、金矿局三家实业，以盈利较丰厚的轮、电两局为多，此后办理过程中，北洋、南洋两学堂经费绝大多数来自轮、电两局的常年供款，但所办学堂并不专为上述三局培养专才，而是为全部实业部门及国家社会共育人才，因此，办学经费突破了实业部门只为所属技术学堂供款的单一供给关系。

经费筹集实现突破是盛宣怀能够制订和实施捐学计划的基础条件与至为关键的保障，这个过程也比较艰难复杂，是盛宣怀权衡各种利弊、做了种种努力后实现的。甲午战争后，轮船、电报两局业绩较好，年有结余，1896年轮船局全年实存公积118.68万两。（注：盛宣怀：《照录第二十三届办理轮船招商局情形节略》，《申报》1897年4月8日。）盛宣怀是两局督办，也是两局中最大的股东，可谓有权有势，对于支配盈余项最有发言权。然而，两局毕竟不是盛宣怀的个人企业，而是官督商办企业，需要获得上至主管政府大员、下至各大管理层、股商的同意。当时，效益较好的两局被财政空虚的清政府视为兴办各种事业的“钱袋子”，如不能合理解释盈余经费的使用，势必被政府提用。与其拿出盈余“报效朝廷”，不如自己分享，或者兴办文教或慈善事业，这成为盛宣怀果断捐设新学的一个客观推动因素。而两局多数管理层、股商则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张以结余款项扩大规模或者增加分红额度，不同意提用盈余款办其他事。1894年4月，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函告盛宣怀：

昨抵汉口，有股东云：“我局公积之款甚巨，应如太古公司岁添二千数百吨之船，不应移款兼营别业”等语，观应亦曾早与我督办谈及。承示本局宗旨，宜用敛字诀，拟开银行为我局将来转输地步。虽是挽回利权之策，然擅拨局款兼办银行，不会商股东，只求直督批准，于商律不合。盖商律凡公司营业，必须开股东会，从多数取决方可施行。若使大权操自直督，无庸商诸股东，日后直督换人，所委总办假公济私者，流害不堪设想，故何沃生律师著书，详论官督商办之公司私弊极多。因承末爱，不得不直言，尚祈我督办细思之。（注：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九日，1894年4月5日），《郑观应集》下册，第818页。）

作为招商局管理层主要人物，郑观应借部分股东之口表示反对“移款兼营别业”之意，奉劝盛宣怀恪守商办原则行事，不应擅自拨用局款。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也曾对人说，盛宣怀独断移用该局结余办理银行、学堂诸业，且“绝不商量不通一声”，众商虽畏势不敢言，实抱怨尤深。（注：经元善：《致郑观应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1899年6月10日），《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第645页。）

面对随时而来的政府索款，针对两局内部不愿提款他用的意见，盛宣怀利用自己掌握的财权、官势，出于维护实业持久发展的需要，竭力劝服两局管理者与股商，提用两局盈余二成“报效”国家，奏准作为办理学堂费用，为国家、为自身企业培植新式专才。他曾公开劝告轮船局各股东说：

合肥相国三十年经营仅留此区区一二端，吾侪宜就此根基，于已成者守之，未成者扩之，以底于富强……中国欲兴商务，必从学堂始。士夫幼攻举业，不明度算无论矣。商贾利析锱铢，而于进出口货互市大局，罕能窥其奥秘，故与西商角智，力辄不竞。因于北洋设大学堂，商局已岁捐二万两。本年又奏设南洋公学及达成馆，商局又岁捐六万两。每年以所得水脚二百二三十万计之抽捐，已属不赀，较之外洋进项捐已逾倍蓰。华商历蒙国家保护之力无以复加，而今日所以报国家者亦不遗余力矣。凡此银行认股、公学输捐，皆所谓未成者扩之，实不得已之公义也。（注：盛宣怀：《照录第二十三届办理轮船招商局情形节略》，《申报》1897年4月8日。）

也就是说，捐办学堂育才之举，一则是报效国家保护招商局发展的手段，实际上也含有应付抵制政府索款的意图；二则也是更好地与外商竞争，实现拓展实力的根本之图，与银行一样，属于招商局“未成者扩之”的应办事业。此后，盛宣怀禀准或奏准由轮、电两局捐款办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成为制度化的经费来源，部分缓解了朝野提用两局盈余款项的舆论，也借奏准暂时压住了两局内部不愿移款办学的怨言，为盛宣怀实现实业与教育持久并行发展，实现从实业教育到普通教育转变提供了物质保障。当时外国报纸盛赞盛宣怀的教育规划时说：看到聪明的官员盛道台为他的能力和财富找到了如此无害的出路——作为一个大学校的丰富的基金，令人振奋。我们衷心地希望阁下将日益把热情和注意力集中于此类工作。（注：《北华捷报》1895年11月1日，转引自［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至此，盛宣怀从协调与突破办学经费入手，将学堂与实业从渐行渐远的关系重新拉回互为表里的运转轨道，提升了办学品质与人才培养层次，实际推动了我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进步。从中也不难看出，盛宣怀具有对新式教育的敏锐洞察力和付诸实施的能力，也可以看出近代工业的深入发展对于教育现代化带来的直接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