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金大手抄本和袖珍本《古兰经》简介

描金大手抄本和袖珍本《古兰经》简介

王　茜

自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创立兴起后，伊斯兰宗教信仰及阿拉伯世俗文化，就随着华经商的穆斯林由路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同时以其“说服的力量，文辞的动人，结构的奇妙”为中国部分民族所接受，并在中国传播并融入中华文明的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

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世界传入中国后，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在与中国广大民族的经济、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交流融合过程中，不断兼收并蓄逐步充实和提高，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同时在中国产生了“回族”这样一个信仰伊斯兰教，恪守教规，既有阿拉伯文化特色，又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与各民族和睦相处，又共同提高和发展，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以“大集中、小分散”居住形式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特殊的民族群体，以致发展成今天拥有千万人口的现代民族，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族”在我国产生，除了符合类似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一般规律外，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表现在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所起到的重要的纽带作用，《古兰经》赋予回族人民特定的宗教感情，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指引他们跨入了文明境域。可以说伊斯兰教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作为一种道德和生活规范，几乎渗透到回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作为伊斯兰教圣典的《古兰经》，据历史学家和回族史学者考证，是穆罕默德在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过程中，以安拉的名义发布的“启示”，也是立法制宪的首要依据。“古兰”系阿拉伯“AL-Qurān”的音译，意为“诵读”“宣读”。也有些称之为“可兰经”，后经回族学者们研究、考证后统一用“古兰经”作为最标准的称呼。

日常人们所见到的不同形式、大小不等的手抄本和不同版本的《古兰经》都比较普遍，很特殊的《古兰经》就非常少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三本特殊形式的《古兰经》。

一、描金大手抄本《古兰经》

这本《古兰经》长380毫米、宽310毫米、厚80毫米。封面是用细蓝色棉布包着的硬厚纸壳，大手抄本里面是用皮宣纸，经手工仔细装订而成。所有的文字全部是用手工抄写，每个字都很工整。翻开书页，在页面两边都用描金丝线条勾画出对称的民族图案，每幅图案刚看时似乎一样，但仔细观察对比再看时图案又不一样。这本描金大手抄本《古兰经》虽经多年，翻开后仍可闻到谈谈的墨香。既是一本传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又是一本描金的民族图案和阿拉伯文书法艺术的汇集。同时用手抄写《古兰经》的原文作者，本身也是具有很高的阿拉伯文化造诣和很深的书法艺术功底的回族学者。足见回族人民对伊斯兰教最高经典《古兰经》的崇敬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

《古兰经》

经考证，这本描金大手抄本《古兰经》是先把阿拉伯文书写在皮宣纸上后，再由彩绘者用金粉水彩颜料仔细描绘出民族图案，然后在纸上涂一层明矾水，晾干后再用很光滑的石头磨压皮宣纸，使皮宣纸更坚硬，然后再涂上一层稀释的桃胶水，这样使纸张有强度的同时，还增强了防虫能力和保养墨色、图案的色彩。这种工艺和技术，是我国明朝时常用的，由于这种工艺的技术要求很高，所需费用也比较高，因此是印制比较重要书籍时才使用的。这说明是我国明朝时回族吸收并发展了这种工艺、技术，这也是回族大发展时期的产物。因为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从雕版和活字印刷阿拉伯文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时候，用手抄的形式在当时是传播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阿拉伯文化的重要手段。用手抄的同时，又是对《古兰经》中所内涵的阿拉伯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的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

二、袖珍本《古兰经》

长19.6毫米、宽13.2毫米、厚6.1毫米、重1.1克。封面是紫红色牛皮纸，扉页上面印有埃及国徽和阿拉伯文。经考证阿拉伯文的内容是“这是尊贵的古兰经，只有内清外净的人才可以携带，穆历1312年”。也就是公元1892年出版的。这本《古兰经》不仅体积小，装帧还很精致，印刷的阿拉伯经文很清晰，不用放大镜也能看清楚内容。另外还有一个制作精致的小铁盒用来放置这本袖珍《古兰经》，这样就能很好地保护经书。小铁盒虽有些锈迹，但上面绘有精美的民族图案，使小铁盒也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这本袖珍《古兰经》，应该是前去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带回来的，后来如何带到宁夏已无从考证，更无史料记载。它是195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的一年在银川市新城区搞建设时，从原马鸿逵兵营废墟工地出土的。马鸿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的回族封建军阀。从时间上判定这本袖珍《古兰经》应是1949年之前就到了宁夏。

袖珍《古兰经》（清代）

自出土它就被妥善地保存在宁夏博物馆里。1996年9月24日，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对这本袖珍《古兰经》进行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宁夏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稍大些的袖珍本《古兰经》。长26毫米、宽15毫米、厚14毫米。《古兰经》封面用绿色软皮厚纸做外装饰，书页为淡淡的青白色，纸张很薄却很有韧性，纸质很好，字迹印刷得非常清晰，还在每页正面的边上，用很细的线条绘制出民族图案作装饰，使每页阿拉伯文字内容都显得很有生气。书背后印有1901年出版字样。整个经书从印刷到装订都很考究。这本《古兰经》是一位年长的回族阿訇，从麦加圣地带回来，珍藏多年后，赠送给了宁夏博物馆（也是一级文物）。

从这两件袖珍本《古兰经》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术在传入阿拉伯和欧洲以后，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在吸收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同时又有创新和发展，用本民族的聪明才智为世界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两本《古兰经》的印刷和工艺水平之高，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已较熟练地掌握着金属版印刷术，经书中阿拉伯文都非常清晰，字迹没有任何涂抹痕迹，可见当时的阿拉伯工匠们高超的雕版术和印刷工艺技巧。

从阿拉伯世界到中华大地，千里迢迢，这三本《古兰经》不仅传播着阿拉伯文明，而且也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物品，又是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与阿拉伯民族团结友谊的见证，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古兰经》本身所有的内涵和范围。它们不仅是历史和近现代文物，更是非常珍贵的回族文物，对人们了解回族习俗、民情和回族文物的特点及艺术性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