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从现代规范意义上讲，国家认同即现代公民对国家的归属和忠诚，具有“公民对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刻愿意牺牲自我，其共同体成员政治意识的表达，理性与言说的表达过程以及具有情感面向的凝聚力”^[19]等特征，而对于传统帝国而言，国家认同并不是如同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它与当时国家性质紧密相关，具有自身的发展的印迹和内涵。因为就传统帝国而言，从国家产生之初就被社会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印迹，塑造了黄帝等象征性符号，以“黄帝后裔”的历史传说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记忆影响了中国人身份认知，形成了凝聚华夏各族的认同根基^[20]。在先秦时期，经过频繁的融合、兼并、扩张，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以及固定的文化心理和认知结构，如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也”，在形成共同稳定的文化基础上，开始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感，并且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种认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并最终促成大一统的文化格局。所以从一开始，传统帝国的价值选择、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以及可以利用的治理资源，就被深深地刻上了特定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而此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形态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中轴和整合力量，成为推动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

在传统帝国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国家本身被赋予明显的文化印记，在国家价值系统引领下，形成了一套与文化和信仰相匹配体制。国家“在统一所有的规范、准则如司法、语言学度量的同时，在实施交流方式，尤其是科层制的统一化同时，对文化市场的统一作出了贡献”。^[21]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共同体成员只有融入这一庞大的国家文化体系中，社会成员在对国家的认同增强的同时，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例如即使在蒙古族统治中原的元朝，云南的儒家文化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建立行省制度以后，蒙古族地方官员大力提倡儒学，相继在云南各地修建孔庙、传授儒家文化。到了明清时期，更是重视教化制度的建立，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采取了“文教为先”的政策，开办各种形式的义学、书院等等教育机构。在国家创造的儒家大一统文化的引领下和教化下，各民族共同创造出了雄厚的文化基础，并实现了有效转化。各民族成员正是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自己特有的习惯，在积极有效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接触到由国家创造的社会情景，获得认同的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精神创造和生活方式的有机综合体。这样，各民族成员会自觉地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产生感应与认同，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当然，这种文化认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疆域开拓而不断扩展，形成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社会传播网络。在这个体现包容和多元原则的传播网络中，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相互通过彼此文化的认知和体验，在实践中“造就了心智结构，并规定了共同的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规定了属于原有的学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22]，进而形成了并获得中国人共有文化认同的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精神创造和生活方式，汉文明和少数民族文明共同形成了集体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形成了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局面，通过文化力量涌现出的认同使他们自觉地联结成共同体，成为各个民族共同享有的精神资源，并在其与外界交往的行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不仅如此，在王朝更迭和政权变换过程中，文化传承过程中历史记忆的储藏器作用也被充分发掘，因为“它收藏者人们过去的经历，以及人们从载入史册并被牢记的他人的经历中获得的知识”。^[23] 通过各民族历史文献和年长者的教导和传输，让民族代际之间的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进一步体系化，使他们共有的文化认同力量得到传递和继承。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形成以后，儒家的核心价值扩展到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些共有历史文化传统，这里所讲传统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民间习俗、民族观念等，而且还意味着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记忆和语言符号。正是在其中，储存了大量的历史记忆，当这些记忆被呼唤出来的时候，拥有共同记忆的人就会相互认同。也就是说，传统帝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就在一定的时空中，通过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在包容多元的文化样态下，在促成诸如汉、唐、宋等历史一波又一波文化高潮中，加强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形成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巩固力量，文化成为维系各个民族对于国家认同的内在力量，所以在传统帝国时代，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则是在近代晚清以后，伴随着新的国家与民族意识的产生。

作为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晚清帝国，国家治理者在融入和吸纳原有儒家文化时，通过其满族身份凸显以及政治制度完善，让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起对清帝国的认同^[24]。此后，随着晚清帝国治理体系的衰败，它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既是来自帝国体系内部，也是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在清帝国仍然致力于其皇权治理时，西方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既有思想和知识层次的，也有器物和制度层次的，在以上双重变化的推动下，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西方开始出现并得以确立主导性的位置^[25]。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早有西方的相关知识传入并且渗透到帝国体系内部，但是完整意义上与西方的接触却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得以实现。自此，西方开始进入晚清帝国，依靠现代化武器打破了原有帝国组织体系和价值结构。就组织体系而言，西方民族国家的组织和制度开始被移植进来，包括边疆治理在内的整个政治制度框架被迫进行重新组合分配，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自此开始，帝国曾经整合疆域的努力遭到巨大挑战。就价值结构而言，传统帝国的知识体系遭受了最彻底的震撼，因为“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的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适应的过程”^[26]。此过程中，晚清的士人不仅对旧制度进行反思，而且也开始对旧知识体系进行重新发现和诠释。在面临当时边疆危机和价值危机时，“道德意义”已退居私域和公域的地方，民族象征提供的公有性，就为本体的安全感提供了一种支持手段，尤其是当感到存在来自国家之外的威胁。^[27] 所以，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体意义显得非常醒目，如列文森的说法：“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28]

在帝国体系面临危机和逐渐解体的过程中，各种与此有关的政治设想和操作被制造出来。在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西方的“种族”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意识发生了互动，民族意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由西方传教士引入的新“人种”知识体系和进化论的广泛流行，使“黄种人”等观念在西方国家 “他者”刺激下得以出现并广泛传播^[29]。不仅这些表明单独民族单位的身份概念在此出现，而且诸如中华民族等整合式概念也被创设出来。在这些观念的传播中，从最早梁启超借用西方的概念，到杨度、章太炎等人结合传统中国的历史背景进行创造性发挥，先后经历了从古代意义的民族到现代意义的民族，以及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转变过程。至此，中华民族概念开始成为表明不同民族身份最重要的符号。在这些观念推动下，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被逐渐地唤醒起来，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在面对外敌的入侵时就充分借助这些概念即例证。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逐渐被各民族确认的过程中，晚清帝国并没有如西方一些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对国家领土边界的重新分化组合现象，而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并且较为完整的帝国疆域实体，“一部分原因是帝国晚期有关中国身份的文化建构降低了鼓动农村居民标榜不同身份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外国对中国的威胁激发了中国城市居民去面对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与农村人口所关注的完全一样。”^[30] 此后，随着晚清帝国的解体，整个国家保持了相对固定的边界，为民众对国家认同提供了地理和疆域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中国的传统君主统治，使传统帝国统治体系彻底瓦解，建立起以中华民国 ^[31] 为表征的国家体系。大家意识到西方的入侵导致整个国家的符号价值系统崩溃，亟须进行国家认同重建。而在民族身份被唤醒之后，中华民族概念就成为重建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实践中，孙中山将其纳入整个国家建设的轨道。孙中山从提倡“汉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国家的转变就体现这一努力方向。最初，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宣扬“排满”，目的是在“本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其后，随着在国民党主导下国家建设的推进，中华民族这个整合式的概念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面对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主权危机和国家整合的难度，孙中山为了将这些地区纳入到国家统一进程，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并提出了边疆建省、铁路建设、移民、垦殖等国家整合措施。以后随着孙中山的思想转变，开始脱离了原有狭隘的五族范畴限制，扩展为所有少数民族，“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32] 同时也主张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国内诸民族皆可得平等之结合”^[33]。在此基础上“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34]。也就是说，通过中华民族的符号的推广和使用，孙中山希望以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价值体系，来整合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但是，由于缺少主导性的组织力量以及国家建设可依靠的公共权力资源不足，加上以军阀割据形式表现出来的多重政权形式^[35]，使得孙中山以上努力很难得到实现，仅仅落实在讲话和计划草稿当中。

此后，蒋介石虽然初步建立了相对较为统一的中央政权，但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一直持续存在，尤其是日本的入侵更加加剧了这一危机，这就使得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国家力量对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介入，建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方式，提升边疆地区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宿，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共同体的任务。为了寻求认同体系建构中所需要的表达符号，蒋介石重新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式内涵进行了诠释，“我们乃是联合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宗族，更有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可见，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他将各民族改造为中华民族体系内的宗族分支，提出要将中国各民族融合为一个“大中华民族”，用国族的概念来指称中华民族，试图以此来强化和巩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一体意识 ^[36]。

但蒋介石对国族概念使用有很强主观臆断性，很大程度上基于威权政治建构的需要，将少数民族视为有血缘关系纽带的宗族，忽视少数民族本身具有的特点。作为最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域，培养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对于整个国家有重要意义。所以从制度建设层面，民国政府就在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结合部建立西康省，将原有地方土司改制为县级基层政权单位。在云南等条件具备的地方，对一些土司进行改流，其余地区则设流而不改土，推行土流并接受当地县级政权的管辖。四川则对剩余土司名称进行保留，原来的土司辖地进行拆分，分别设置设治局和乡镇管辖，纳入到县级政治体系内。西康通过任命残余的土司为各县的总保、保正或村长等职务，完成了西康土司的改流。而贵州的全部土司则在民国建立之后就立即撤销，其领地划归全部所属县管辖，基本上在西南民族地区建立县级政权体系，从政权建设层面上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国家建设，加强了该地区各民族与国家的联系，使得民众在与国家政权交往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国家的理解和认识，为塑造和增强民众对国家认同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边疆教育来培养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重边政，宏教化，以巩固国族而统一。”^[37] 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下，西南各省纷纷制定相关边疆教育法令，健全领导机构^[38]，在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采取经费补贴、社会捐赠、强制征收等办法筹措了大量的边疆教育经费，当时就有论者认为“边省的种族复杂，宗教分歧，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观念不深”，所以“要着重培养整个的民族意识”^[39] 成为边疆教育的第一要义。因此，国家在制定边疆教育的教材内容时特别重视“灌输科学知识，并兼以政治材料，捍卫国家之历史人物，以启迪知识，养成国家观念之鹄的”^[40]。

但是，在教化西南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对待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问题。“今后民族教育之方针，一方面必须尊重边地各族之历史传统、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尚习俗，以及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并择其善者改进之，使各族之青年学子，首先了解本族，爱护本族；另一方面，为防止单纯的民族观念的可能发生之流弊，使其放大眼光，扩张胸襟，体认国族之伟大，进而爱护国族。此两方面，实在为民族教育之双翼。”^[41] 以此在培养少数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的同时，尊重和保护本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求同和存异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当时确立了相互交融的边疆教育原则，即“除保存以及传授各族之固有文化或地域文化之外，并须灌输民族国家所需的同一文化与现代文化，其文化的内容为二元，如何使二元文化同时传授而不相互冲突，如何使二元文化趋于一元而创造国族文化之最高形式，则应确守下述两大原则——谋适应、求交融”。^[42] 也就是说，边疆教育试图通过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交融、民族成员之间相互理解来实现其目标。最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西南地区的边疆教育取得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起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完整边疆教育系统。其效果如当时观察者所评价的那样，“像在汉人地区那样，在土著民族实施教育的结果，既是儒家普世哲学向边远地区的渗透，又使国家在土著边民心目中有所提升。”^[43] 可见，进入近代以后，自从确立建设现代国家目标以后，即通过制度建设来构建起国家认同的体系保障，又通过边疆教育来培养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从而尊重原有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基础上，更加突出和强调国家认同感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