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第三节　我国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严格地说，中国图书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20世纪以前，中国有图书馆，而没有图书馆学。中国本土的封建藏书楼并没有育出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但是，在20世纪以前，我国有关“图书馆整理说”的理论和思想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几乎可以说，20世纪之前的中国图书馆思想史是关于图书馆整理的历史，特别是目录学的历史，刘向的《七略》、程俱的《麟台故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邱睿的《论图籍之储》与《访求遗书疏》、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携西方文明回到中国，封建藏书楼逐渐消亡，近现代图书馆开始建立，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由此开始了百年近现代史，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也就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十分关心和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了。在20世纪20—30年代，50—60年代以及最近20多年里，都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国研究者引进、借鉴和融合西方理论，或者受西方理论影响，有些理论与西方理论基本一致，如20世纪20—30年代的“管理说”思想；有的已经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如杜定友的“社会说”思想，几乎与巴特勒、阮冈纳赞同时开始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他在1925年出版的《图书馆通论》一书认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人才、书籍、财力和时势四个方面。1928年他在《研究图书馆学的心得》一文中说：“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记忆并解答一切。”这种认识已冲破了单纯的技术论而形成的社会论。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一方面受前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开始走上独立的研究道路，并取得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已经与世界同步进行。纵观我国近百年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性观点：

“要素说”。这是一种将图书馆组成要素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它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提出“要素说”是陶述先先生。1929年，他在《图书馆广告学》一文中说，“图书馆，其要素有三：书籍、馆员和读者。”1932年，杜定友先生在《浙江图书馆月刊》上发表的《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一文中，认为图书馆有书、人和法三个要素。书指的是图与书等一切文化记载；人指的是阅览者；法包括设备、管理方法与管理人才。三个要素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并以书、法、人的次序来解析图书事业发展的重点。他认为这三个要素是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图书馆事业的基础。1934年，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说，“图书馆学便是关于怎样实现这理想的一种研究图书馆成立的要素，若加以分析，可以说有四种：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图书是原料，人员是整理和保存这原料的；设备包括房屋在内，乃是贮藏原料、人员、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场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将图书、人员和设备打成一片的联络针。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1957年，他又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上发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说，“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1）图书；（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与设备；（5）工作方法。”认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各个组成要素”，分别研究这五要素，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整体，中心内容是技术方法。这些“要素说”理论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一种表述方式，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徐引篪、霍国庆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认为，“‘要素说’是我国图书馆学家对于图书馆学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要素说’本身是种反论，当人们开始探讨一个事物的组成要素时，他们真正的目的则是探讨整体发展规律”，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观点。

“矛盾说”。从分析图书馆领域的特殊矛盾出发，提出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这一观点大约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关于图书馆工作基本规律讨论的时候，后来在全国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运动中，有许多人参与讨论和研究，得以进一步发挥和完善。1962年，黄宗忠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提出“藏与用”是图书的特殊矛盾的观点；以后1988年的《图书馆学导论》和1992年的《文献信息学》中，对“矛盾说”又作进一步的发挥；可以看出，“矛盾说”是他图书馆学思想的灵魂。1979年5月，曾浚一在《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探索》一文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矛盾说”是根据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阐述的对科学对象区分的原理和对图书馆领域中特殊矛盾进行分析，认为图书馆工作是收藏图书与读者利用图书这一对特殊矛盾的统一体。尽管人们对图书馆的特殊矛盾的认识有所不同，但都承认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相互对立的。

例如：

藏与用的矛盾。藏是为了用，藏为用提供了条件，用是藏的目的，没有藏也就谈不上用。藏能促进利用；反过来，利用又能促进更好的收藏。但是，在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中，藏与用又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如图书馆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读者借阅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开架借阅与闭架借阅等，都是藏与用矛盾的表现形式。研究藏与用的矛盾，就是要不断地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做好图书馆工作。

收藏与提供的矛盾。收藏为提供创造条件，打下物质基础。系统收藏是为了反复提供，反复提供必然要求更好的系统收藏。图书馆工作就是在这一对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

管理与利用的矛盾。管理是为了利用，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为了利用就必须科学管理；利用正是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管理是手段，科学管理是为社会利用服务的。“管理与利用这对矛盾无不贯穿于这一运动形式的始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性质、不同系统、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其管理的方法可能有繁有简，水平有高有低，利用范围可能有大有小，程度有深有浅，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完全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反映出来的仍然是管理和利用这一对基本矛盾，任何一个图书馆都必须解决怎样管、谁来管与怎样用、为谁用等关系问题，它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有不断地解决好这一矛盾，才能使人们在茫茫的知识大海中，取得使用人类知识宝库的自由；才能使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得以最充分的发挥。”从分析矛盾特殊性出发来寻求和解答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这不仅加强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而且对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规律说”。其基本观点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所形成的正确的知识体系便是图书馆。“规律说”的主要代表作是198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它虽规定“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科学”，但没有回答什么是图书馆的规律，也未作深入探讨。总括来说，“规律说”是“矛盾说”的延伸和发展。“矛盾说”是从分析矛盾入手，但又不以认识矛盾为终结，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矛盾，还要探索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即矛盾的运动规律，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学说就为“规律说”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规律说”经历着从图书馆的个体研究逐渐走向图书馆事业研究的发展过程，从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来看，“规律说”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

“交流说”。我国的“交流说”与国外的“交流说”有一定区别。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图书馆的全部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图书情报的交流与传递过程。因此，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图书馆在科学交流和情报信息传递中的地位与作用。“交流说”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人认为图书馆是信息交流系统中的重要渠道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图书馆一方面是信息吸取源，另一方面它又是信息的发生源。图书馆从收集文献信息到提供文献信息，是一个信息交流过程，同时又是文献信息的检索过程，图书馆正起着文献信息中心的作用。我国的“交流说”一般可以分为“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三种。

“文献交流说”。其代表人物是周文骏。1983年，他在《概论图书馆学》一文中说：文献“首先是一种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利用文献进行工作，所以说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的历史；图书馆学的理论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结晶”。这一观点，在他1986年出版的《文献交流引论》得以充分的、全面的发挥。他主张建立一门超越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目录学、出版发行学等学科的“文献交流学”，其研究对象是“作为交流过程主体的文献，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以及组织交流的相关机构等等”。

“知识交流说”。它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在宓浩等人1988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原理》一书中得以发展和丰富。他们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社会知识信息交流”，“图书馆学要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搜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

“文献信息交流说”。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写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沿用了这一观点。该书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进行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但是，该书并没有对这一观点深入论述，大部分内容与此无涉。

另外，“中介说”实质上也是一种交流说。“中介说”最早见于1982年。1985年，吴慰慈、邹巍合编的《图书馆学概论》一文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们认为，“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便是帮助人们利用文献进行间接交流的中介物”。这种观点是作者将图书馆置于人类信息交流大系统中，考察和审视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来认识图书馆的本质属性，仅属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部分，包括在作者提出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之中，并不矛盾。

“事业说”。这种观点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1957年，刘国钧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较早提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同年，周文骏发表在《学术月刊》第9期上的《我国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管见》一文中说，“图书馆学的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便是一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和当前的图书馆事业全部活动的科学。”其全部活动包括两方面，“一是图书馆事业建设，一是图书馆工作”。1960年，文化学院编写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一书认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整个图书馆事业和它的全部活动的规律。它所要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整个图书馆事业如何贯彻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及图书馆事业建设原则、各项业务工作等”。1963年，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期上发表的《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认为，“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科学，说明图书馆搜集、整理、保藏图书和利用图书供一定阶级的读者共同使用的规律”。“它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它的研究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工作（藏书和目录、读者工作、业务辅导、图书馆工作组织）；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建筑与设备。”1985年，吴慰慈、邹巍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对“事业说”进行了较充分地发展和完整地阐述。他们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所谓微观对象是指图书馆的多方组成要素以及知识、信息；所谓宏观对象是指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所以，“事业说”实际上是“要素说”“工作说”和“规律说”的结合和发展，是在总结多年来相关研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图书馆整体说”又称为“图书馆说”。主要代表是黄宗忠。1988年，黄宗忠编著的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作为科学概念的图书馆，是从几千年来的无数的具体图书馆中经过抽象，去掉一些表面现象、次要的矛盾，抽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的一种东西，这种本质特征是不受时间、空间制约，而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2001年，他在《图书馆与情报》第1期上发表《中国图书馆世纪评》一文认为，“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目前已为图书馆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尽管还有人提出图书馆是机构不能作学科研究对象，其实在科学大厦中以机构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只是图书馆学，还有银行学、博物馆学”。

“信息管理说”。这种观点经历了“管理说”→“信息管理说”→“文献信息管理说”→“信息资源管理说”的发展过程。孟广均是“信息管理说”的主要代表。1982年，辛希孟、孟广均合编一本培训基层专业人员的教材《图书情报工作概论》，1990年正式出版。孟广均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组织和管理的理论、活动与方法的科学”。这是一种典型的“管理说”。据查，孟广均是最早介绍和使用“信息资源”概念的国内学者之一。他在1985年就《情报业务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情报概念、工程、信息业》一文中指出，“我国的信息资源很多”，“现在国外普遍认为没有控制，没有组织的信息不再成为一种资源，因而都加强了对信息的管理”。1991年，他又在发表在《知识工程》第1期上的《祝愿奇葩更鲜艳》一文中说，“信息资源包括所有的记录、文件、设施、设备、人员、供给、系统和搜集、存储、处理、传递信息所需的其他机器”。1992年，他和卢泰宏合作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专集》，在国内掀起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热潮，北京大学等图书馆学系陆续改名为“信息管理系”也就在此之后。1997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教委办公室在《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将原一级学科“图书馆、文献与情报学”更名为“文献信息管理”。孟广均身为国务学位委员会评议成员率先表示支持，同意分为两步走，并写了《为“文献信息管理学”鼓与呼》一文，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第7期上。1997年9月，由他牵头编著了《文献信息管理学》一书脱稿，由科学出版社于1998年初出版。“信息管理说”或者“信息资源管理说”都是在统一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以信息资源为基点，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的信息、信息行为和信息管理实践活动。其发展结果、研究对象远远地超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图书馆学已变成了它的二级学科了。

“知识组织说”和“知识集合说”。“知识组织”概念最早产生于国外。1929年，英国图书馆学家布利斯（Bliss，H.E.）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1989年，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简称ISKO）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以创刊于1974年的《国际分类法》为会刊，1993年更名为《知识组织》。除文献分类领域外，情报学界也十分关注，如英国布鲁克斯、印度情报学家塞恩等。1996年，美国情报学家德本斯（Debons，A.）说：“知识组织将是下一个世纪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这里所谈及的知识组织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类技术，而是指更高水平上的知识组织。”

我国关于知识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1989—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人撰文探讨知识组织、知识揭示和知识基因的方法，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馆情报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1991年，刘洪波发表在《图书馆》杂志第2期上的《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一文中指出，知识交流理论对图书馆活动的外部关系给予了有力说明，但未能揭示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知识组织理论是知识交流理论的补充。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关知识组织的研究文章又再度多了起来。1998年，王知津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第4期上的《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发展策略》一文中说，如何将无序的知识组织起来供人使用，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1999年，他又在《情报理论与实践》第2期上发表《知识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一文中说，知识组织不仅是对文献的组织，也包括对文献中“知识”的组织，即将客观知识世界中的最小知识单元、知识因子如何组织成一个有序的体系。知识组织的任务不仅要应付大量的知识，还要控制知识的增长。同年，蒋永福在《中国图书馆学报》第5期上发表《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从知识组织角度理解图书馆学》一文中指出，图书馆是对客观知识进行专门组织和控制的社会组织，我们应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学。知识组织的提出，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当然，知识组织目前在研究上还缺乏系统性，尚待进一步整合和深化。“知识集合说”的主要代表是王子舟。2000年，王子舟在《中国图书馆学报》第4期上发表《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他认为，“知识集合是把某些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其目的是使人们从中获取知识。”“每一个单元文献是专用于贮存、传播知识的人工载体。每一个单元文献可视为一个知识元素。”“把知识元素汇集起来有序化，是为了形成知识集合，有序化的知识集合才具有检索与获取知识的效用，所以，知识集合的存贮知识与检索知识的基本功能是共生的，它也是知识集合两个最本质的属性。”“知识组织说”把图书馆活动高度抽象并放置到人类的知识、思维、记忆结构与活动过程中，是一种哲学、文化层面上的理论系统。“知识集合说”侧重图书馆活动的最终结果的描述，并把图书馆的原生态知识集合和再生态知识集合进行了整合和扩充，它与叶鹰的“有序化信息时空”的“抽象论”是数学理论与图书馆学的最佳结合。王子舟认为，“知识组织过程的归宿是形成知识集合，知识集合更有利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可获得性说”，又称“知识单元可获得性说”。“可获得性说”就是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为“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的观点。梁灿兴从1998年开始，先后在《图书馆》上发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新见》（1998年第5期）、《可获得性衍义》（2001年第5期）、《可获得性文献及其相关概念》（2002年第1期）、《可获得性论体系结构中文献单元网络》（2002年第2、3期）等文。但是，在国内图书馆界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2002年，卢儒珍在《图书馆》第4期上发表《浮出水面的可获得性论》一文，“可获得性论”的观点的提出，“是从图书馆实践中推陈出新推导出来的：先从读者为什么要图书馆开始追问，把读者的需要还原成知识单元，再从图书馆为读者做了什么追问，把文献群换成文献体系，提供检索体系接口，从而，得出图书馆的工作的作用就是‘保证了文献群中的知识单元对于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进而，推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可获得性论’很注意观点解释力的展开，甚至可以说，‘可获得性论’是目前为止，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中，最注意理论解释力的观点。”“在其中表现出来的理论逻辑，可以说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严密性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从中更完成了一项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观点能够完成的理论任务：用于解释已有的图书馆实践现象相一致的理论逻辑，提出图书馆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态的理论预见。”它“是纯粹的本土原创观点”，从而更引人注目。

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几种观点，据有关统计达数十种之多。例如：

“关系说”。1981年，于鸣镝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管见》一文首先提出图书馆学应研究各种关系。1992年，他再次著文说，“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及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学问。”

“活动说”。1985年，由沈继武提出的。就是将图书馆活动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应研究文献资源（文献信息、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图书馆学应以知识资源的存贮与利用作为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应研究文献知识的交流与传递。

另外还有“系统说”“总和说”“符号信息说”“层次说”“过程说”“信息时空说”等等；也有人主张把“文化学”“人文学”“知识学”等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以上这些提法互相联系、有交叉，甚至有的是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而已。这些观点反映了人们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高度关心，对该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思路逐渐拓宽。

中国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受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图书馆学思想影响比较大，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科学，属于广义的社会科学”，曾提出过“工作说”“技术说”“交流说”“管理说”等观点，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