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比较及其启示

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比较及其启示

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比较及其启示^[1]

近代科学技术史上，欧美的崛起和我国的落后是个事实。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不光要从科学技术发展史中去寻找，还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发展史背景中去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不但要受科学发展内在规律性的支配，而是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环境互动的。

西方为何能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崛起呢？

15世纪之前，欧洲的科学是落后的，更不用说美洲的了。意大利能成为世界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中心，首要原因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崛起，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经历了长期的黑暗统治，神学的经院哲学窒息了欧洲人的思想自由。历史上，欧洲政教合一的体制对人类文明的残暴行为并不亚于“野蛮”的亚洲，仅西班牙一个国家就有一万多人被作为异教徒烧死。在思想极不自由的区域内是决不允许科学家有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由的，因此，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实质上是追求思想自由，也就是“人本主义”，主张以人和现实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并把人放在第一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意大利在欧洲各国中首先获得文学、艺术、建筑和科学各领域的空前繁荣。

其次，实验方法日益受到重视。意大利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伽利略是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文艺复兴时代之前，科学大多依赖于观察，自然界有什么，人类凭借感官去感觉它，至于认识是否正确，尚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手段去证明它。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公开做了自由落体运动实验，结果有力地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物体越重越快落地”的旧观念。实验科学的发展强烈地刺激科学仪器的进步；而只有当科学仪器的制造上有重大突破时科学技术才会有更大的进步。没有显微镜就不可能有细胞学说，也不可能有现代生命科学。凡是科学发达的国家，都有高度发达的科学仪器生产。现在看来，大多数学科要从经典学科转入近代学科须引入实验手段。一个新物种是自然界经过几百万年乃至几千万年才能形成的，过去认为人类无法揭开物种形成的秘密，更不必说重视其形成过程或创造物种。现在，科学家已开始用实验手段去证明、创造它们了。这门学科叫物种生物学，也称实验分类学。

再次，科学发展都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意大利的商业繁荣为当时的科学发展积累了巨额资金。美国成为现代科学中心也是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爱因斯坦等一批杰出的欧洲科学家来到美国，促成了美国科学的空前发展，但根本原因是在这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和优势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同一时期的我国情况如何呢？

第一，战争不断，政治变动极为频繁，思想界无自由可言，这在各国近代史中是罕见的。毫无疑问，连绵的战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是不利的。当然，正义的战争和革命运动是必要的，对中国整个历史进程有巨大推动作用。

第二，长期的闭关自守。古代四个文明古国是在互不相通的情况下分别成为古文明的发源地，在那个时代是可行的。但到了近代科学发展阶段，拒绝接受、吸收和继承别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一个国家就难以成为科学技术强国。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称“天国”，以中国（实际上是皇帝）为中心，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试想，在封闭的环境里，需要高度自由、互相交流的近代科学怎么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呢！

“开放政策”会使一个国家受益。中国国民党的不少早期领袖留学日本，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驱；留法学生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和骨干；20世纪40年代相当一批欧美留学生返回祖国成为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到了50年代，又有一批人留学苏联，目前这些人大多50来岁，正在我国科技界起着巨大作用。近十年来，我国派遣了数万留学生，可以预言他们对振兴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受许多旧传统的束缚。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许多传统包袱，例如轻视生产实践、家长制、文人相轻等等。我国科技界一言堂现象也相当严重，结果学术上一家独鸣，年轻人唯唯诺诺，死气沉沉。据说，钱学森刚回国时，在力学所作报告时底下无人发问，后来故意讲错才有人鼓足勇气提问。直到今天，在我国不同见解能进行很好争鸣而又不动私人感情的学术团体还相当缺乏。在缺乏开拓精神、自由争鸣的国家里，科学技术是难以迅速发展的。

第四，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受到经济落后、教育低下的严重制约。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巨额资金，而我国科研经费却严重不足。至于教育问题也相当突出，有上亿文盲和半文盲。因此，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速度受到上述两方面的严重制约。

第五，研究中分散主义严重。欧美的研究强调多学科合作，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一个是生物化学家，叫沃森，美国人，另一个是物理学家，叫克里克，英国人。两个国家的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在我国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国际上重大科研项目都是跨学科的，如登月计划，哪个学科能单独完成？目前，我国大多属单学科研究，且分散主义还相当严重。综合性大学各系科相互很不了解，甚至相邻实验室也老死不相往来，多学科研究项目极少。

应当说，我国正逐步处于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界已开始复苏并开始走向振兴之路。但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埋头工作，很少去思考我们遇到的矛盾，更谈不上从科技发展史上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简要考察这段历史后，再就我国目前科技界存在的若干矛盾加以讨论。

1．竞争与协同

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之间的竞争与协同是最易遇到的一对矛盾。没有竞争，则死气沉沉，不行；没有协同，内耗严重，更不行。当前科学技术界过分强调了竞争，而忽视了协同。有人大力提倡室与室竞争，系（所）与系（所）竞争，大学与大学竞争，在竞争中垮掉的单位应自认倒霉。适当的竞争是必要的，但在分散主义严重的我国，在科学发展到需要高度合作的现阶段，更重要的应强调协同。现在的趋势是不但需要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

1965年，我国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含有51个氨基酸的胰岛素，这一卓越成果是以纽经义为首的一个协作组，包括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上海有机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3个单位的科研成员，协同作战的结果。

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先后共动员了120所大学、2万家企业、400万人参加，耗资240亿美元。登月计划的成功标志着空间科学的巨大进步，也是管理科学的飞跃。同时，它刺激并依赖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的合作。

“协同”比“合作”含义更深刻，因为协同不但强调合作的必要性，更意味着共同繁荣，共同进化。

2．改革与稳定

不改革科技界就没有出路，这一点大多数人赞成。但科技界需要改革的东西很多，涉及面广，复杂得很。某方面有改革的必要性，并不等于已具备了改革的可行性。在改革中，大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科学事业需要相对的稳定性。在每项改革之前，应该研究一下我国科技界可能接受此项改革的强度有多大。

古代哲学家老子有“无为而治”的主张，强调不要过多的人为干扰，事物内部有自我协调机制，会有走向有序（理顺）的能力。

前一阶段，高校的某些改革有些折腾人。一会儿定编，一会儿定岗，牵制了领导与教师的注意力，实际上没有调出多少人，却伤了一批人；接下来又搞学衔和职称双轨制，文件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又加以否定；现在又搞聘任制，究竟有多少人没被聘任？结果造成人事上过大的波动，而实效甚微。

一项改革措施要实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巩固则更花时间。过于频繁的变革会导致许多变革流于形式，甚至使十分必要的重要改革失去广大群众的心理上的支持。

3．增长与极限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速度必然会有许多制约因素。科技界也有追求高速度发展的倾向。这几年来，在工农业大发展中我们已痛感人才缺乏、资金短缺、能源不足、交通紧张、管理水平低下等一系列制约因素。科学技术发展中同样会遇到类似限制发展速度的因素，对此不加考虑的话，制订规划和确定项目就会脱离我国实际而冒进。应当承认，每个时期科学技术发展速度都会有个极限，即科研经费、人才、实验设备、已有工作基础等方面允许发展到的最高水平。目前条件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速度极限在哪里？如果对极限较清楚了，就有可能在制订科研规划和控制发展速度时有科学依据。

我们已注意到在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中的非科学的倾向。如果我们不把科学技术活动放到与其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中去思考，不去努力分析科学技术发展必然遇到的矛盾，那么，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或指挥科学技术研究的人都有可能犯违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错误。

最后，我们冒昧预言，21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将发生重大转移：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来。目前看来，如果国际上不发生重大变故的话，中国或日本有可能成为东方第一个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中心。迹象是：①中国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已有接近或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的可能；②正在加速发展高技术；③重视开发科学仪器设备；④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在欧美学习最新科学，留学生回国率升高；⑤耗巨资建立科学技术创新平台；⑥制订了面向21世纪的基础研究宏大规划；⑦在国际合作中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活跃。

作者后记

武汉大学在刘道玉校长主持下，校内学术风气十分厚重。当时青年教师主要由刚留校的研究生（78、79级）和大学生（77、78级）组成。在郑永廷副书记指导和帮助下，我们成立了青年科协，大力推动学术演讲和研讨会，既活跃了学校的学术风气，也锻炼了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这篇文章是根据我的一次演讲记录整理成文的。从这次演讲起，我对科技史和科学发展战略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也对我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发表近二十年了，中国科技界的情况已有许多变化，但本文尚有参考价值。

【注释】

[1]本文后一部分以“关于科学界若干矛盾的哲学思考”篇名发表在《科技进步与对策》（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