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市场化教育思潮的涡流

（二）泛市场化教育思潮的涡流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教育领域则出现了泛市场化的教育思潮。所谓泛市场化，就是把市场交易原则运用于一切社会领域，将利润升格为全社会追逐的目标，将社会公益事业蜕变为逐利行业。泛市场化教育思潮也可以简洁地称为教育市场化思潮。一般地说，泛市场化教育思潮或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思潮，指用市场规则或产业规则主导教育运行，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供给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思想和主张，突出表现为削弱或否定启蒙运动以来逐步形成的用公共税收支撑公共教育发展的做法，要求按照商品交换规则简单化地实行“谁上学，谁出钱，谁买单”。

如果说用公共税收支撑公共教育发展体现社会进步，那么教育市场化思潮便是一种倒退。

教育市场化当然不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而是有着甜甜蜜蜜的话语——“自由”，往往在教育“自由”的口号掩饰下，漠视、淡化或削弱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

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其内阁逐渐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1987年教育大臣贝克在议会提出教育改革法案时说：“在已往的40年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1944年《巴特勒教育法》规定的框架之上的，……我们需要为这个制度流入新的活力，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生产者主导的制度，无法对已往10年里日益紧迫的改革需要作出敏锐的反应。”^[21]什么是“生产者主导的制度”？说白了，就是产业工人而不是资本所有者主导的制度。1988年通过的《教育改革法》明确要求英国教育转向“完全面向市场的体制”。《教育改革法》颁布以后，政府削减了对高等学校的拨款，撤销了对欧共体以外所有大学生的公共补贴。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学生学费明显上涨，学费收入迅速上升到整个教学成本的30%左右。

在澳大利亚，1987年联邦政府绿皮书《高等教育：一份政策辩论报告》和白皮书《高等教育：一份政策报告》，写入了私有化、受益者付钱、为顾客服务、竞争等教育市场化的原则和概念。其具体措施是：削减教育拨款，大学开始收取学费；鼓励私人资本投入教育，鼓励私立高等学校；把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全费教育市场作为重要产业，允许大学自行招收留学生，自己定价和收费，且不会影响政府拨款。

在新西兰，受经济危机的影响，1980年前后形成了一股批评战后福利政策的思潮。在教育领域则批评国家教育的官僚化和低效垄断，认为政府干预干扰了教育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自然的自由市场契约。1988年著名商人布朗·皮库特领导制订的《实现优秀的管理》的政策咨询报告（新西兰人简称其为“皮库特报告”）以及1989年政府制定的文件《明日的学校》，通常被视为发起新西兰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两个官方政策文件。这两个文件确立了教育改革的下列几项基本原则：（1）将对教育进行控制和协调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地方教育协调会和委员会；（2）将职员的聘用责任从国家转移到选举产生的地方董事会；（3）将教育固定资产、财产和经费的经营管理权从国家转移到以某种机构为基础的董事会；（4）强化教育领域的市场“选择”原则，在大学教育推行用者付费。^[22]

在日本，中曾根康弘当选首相以后，提出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在行政、经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教育六大领域全面进行改革，新自由主义开始真正登场。中曾根绕开中央教育审议会，跨过文部省，设立了首相直辖的教育改革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将持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的人任命为“临教审”委员。“临教审”提交的咨询报告原将“自由化”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后由于反对意见强烈，才“避开了‘自由化’的提法，而使用了‘个性化’的概念”。^[23]“临教审”强调个人对教育投入的重要意义，指出在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下，个人对教育的投入有利于使受教育者根据个人特点与需要自由地选择相应的教育，要求通过市场原理尽可能地把国家对公共教育的管制限制在最小程度。在“自由选择”与“自我负责”的口号下，日本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降再降，由1980年的5.8%降到1990年的4.7%，再降到2000年的3.5%。与此同时，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一升再升。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日本军费开支已占世界第二位。2004年日本政府又通过决议，在6年内有步骤地削减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承担额度，准备从2004年到2009年，削减教育经费近8兆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