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

所谓“行动者网络理论”，简单说来就是：认为科学是由“所有的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行动就不仅仅是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human‐to‐human connections）组成，也不仅仅是由物与物间的联系组成，而是物与人之间的异质性联系，以往的对科学的“解构”只关注有意图的主体行动、忽略物的作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实验室研究”纲领，极大地促进了SSK的实践化转折。在较早的《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在研究促甲状腺释放因子时就注意到不能把科学实践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割裂开来，他说：“环境一般被认为与科学实践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的论据可以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仅仅说被环境包围着、影响着，或者是部分地取决于环境或由环境而引起，我们甚至断定科学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更进一步说，正是通过特定的和局部的实践，科学才从环境中脱颖而出。”⁽⁶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⁶²⁾、卡龙和劳（John Law）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对实验室研究遇到的“内部”和“外部”、“认识”和“社会”、“宏观”和“微观”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实验室人类学研究及法国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纲领，即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重新对科学研究进行了定位。

行动者网络就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不了解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定义什么是知识。既然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那么，要真正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必须、而且只能从当事者（agent）当下的活动出发，我们就必须去跟随在行动中的科学家、去追踪一个陈述的构造历史过程、去跟踪科学活动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与关系网。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广义相对性原则：消除“强纲领”的缺陷。在拉图尔看来，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不能解释科学知识的形成，既不能像实证主义者一样把科学知识看作在本质上是一系列既成的、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的集合，也不能像布鲁尔那样一味诉诸社会因素寻求科学知识的成因，而是应该把科学当作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布鲁尔的“强纲领”忽视了自然物的作用，实际上存在着很强的不对称性，需要用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对称原则来代替，把物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不仅考虑观念之间的对称性，而且考虑自然物与社会性观念之间的对称性，从而达成真正的对称原则。也只有这样才能贴近科学的本来面目，看到自然与社会在科学中的共同作用。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作用，就使得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区分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了，科学在改变我们的观念的同时，也在制造和再制造自然和社会，不能将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其产生的社会境域割裂开来。这一切正如拉图尔所说：“我们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共生的东西，当我们对其中一方更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其为背景。”⁽⁶³⁾卡龙和拉图尔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认为自然和社会在科学和技术实践中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实践是一个场所，在那里自然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空间不断地建起、改建或重建。这样，“科学的社会研究”终于走向“科学的实践和文化研究”。行动者既包括人，也包括物，凡是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其中以科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为核心。行动者存在于实践和关系之中，异质性（heterogeneity）是其最基本的特性，表示不同的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ANT对科学、自然和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理论陈述上，而是诉诸了经验的解说，研究实践中的科学，追踪科学陈述在不断使用中的转变过程，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行动者网络的成功建构过程。从而表明知识随一个行动者网络而出现、扩展和加强；社会结构也不再是型塑科学家的原因，而是在一个论争场中冲突关联的结果。⁽⁶⁴⁾科学知识是在行动者网络中形成的，它不仅取决于社会实体的影响，而且取决于自然实体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实体和自然客体之间的相互控制和协调。通过把科学知识的“制造场地”与其背后的广泛社会文化关系串联起来，ANT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之间的分野。用拉图尔的话说就是：“ANT恰好提供了爱丁堡学派和通常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所缺少的社会理论。”⁽⁶⁵⁾

1987年，拉图尔出版了《科学在行动》一书，这本书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范本，被巴黎学派奉为唯一的一本教科书式的作品。⁽⁶⁶⁾因此，我们不妨以这本书为依据看一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思想。在这部书中，拉图尔通过一系列案例（诸如沙利文博士与吉耶曼博士关于“GHRH——释放生长激素的激素案例”、“N—射线案例”、“贝尔公司成长案例”等）给我们展示了“行动者网络”的构造过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系统地阐释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以“同盟”建构论的思想为主线，通过对科学实验的完成、科学论文的写作、科学争论的产生、科学家“同盟”的形成、扩张及其解体的剖析，认为科学事实从产生到转化是伴随着“科学同盟”从形成到解体的整个过程而进行的。⁽⁶⁷⁾在拉图尔看来，科学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在这个活动中，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仪器、设备及科学家等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结为人与物的“科学同盟”，可以用“资源”这个词来统合，形成行动者网络。这个“科学同盟”既包括像研究对象和仪器设备那样的自然因素，也包括像对仪器的操作的人的因素和影响对结果的解读的社会因素。因此，科学事实是科学家在解读实验现象或观察记录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它既不是对自然界的纯粹客观的反应，也不是完全抛开研究对象、由科学家随意想象和编造出来的，而是在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形成的“科学同盟”之基础上形成的。

可见，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是由科学、技术、社会和自然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已经不存在以理性、逻辑为特征的知识，科学知识是在这个巨大网络中被建构的：“科学和技术”只不过是经过争论、较量等处理之后、在“科学同盟”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