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整体论的倡导者，那么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就是整体论的实践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进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阶段。以拉图尔代表的巴黎学派早期继承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许多原则，但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对其不断地予以扬弃。他们提出了新的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用“实践建构”来取代“社会建构”，摆脱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的套路，而试图代之以具体的实践过程。1979年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出版了著名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全书采用常人方法论的方法对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梢克（Salk）研究所进行了两年的研究，突破了经典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模式。80年代中期，拉图尔与同事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正式成立。对拉图尔而言“科学之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已不再具有实质含义。与此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关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由生于奥地利，美国籍，现在德国的女学者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Cetina）完成。1992年皮克林编辑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2006年12月由南京大学蔡仲教授等翻译的中文版出版。皮克林特别强调实践和文化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反思了过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极端主张，概括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转向的各种分析视角、途径与方法，试图实质性推进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应当去掉一个K（指知识）和一个S（指社会）。去掉“K”因为科学实践研究的中心主题不再是知识本身。而删除“社会”的原因在其看来，社会因素不再具有优先地位，对于理解完整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而言，要考虑许多因素，这其中包括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拉图尔将自己的哲学观称为“经验哲学”（empirical philosophy），在研究方法上他反对传统哲学那种远离经验事实的“躺椅上的哲学家”，认为应当通过田野调查和个案分析等深入经验的方式去回答那些经典哲学问题，即以经验的方式去实践形而上学。因此，形而上学在他看来不是基础分类的集合，而是世界建构自身的反映。每个人的经验世界不同，自然会具有不同的形而上学。
网络在拉图尔这里是一系列的行动（a string of actions），有的行动者，包括人的（actor）非人的（object），都是成熟的转义者，他们在行动，也就是在不断地产生运转的效果，每个点都可能成为一个歧义。这种网络不是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如互联网，也不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那种对人类行动者之间非正式联结的表征（representation）的结构化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从实际过程的角度考虑，凡具有行动者效用的对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在科学实践中，所有行动者共同产生作用，发生联系形成网络。沿着各种联系，每一个行动者通过相连的其他行动者而获得意义。比如，法国“氏灭菌法”发明过程中，巴黎、君主、生物实验室、生病的牲畜、灰质物等都与巴斯德构成了联系。每个行动者——包括作为人的巴斯德和物的生物实验室或牲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以这种视角才能看到科学知识真正的产生过程。
作为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典型代表的拉图尔以其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彻底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拉图尔实现了哲学思维对现代性的颠覆。但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个行动之网中被不断地贬损，行动者泛化，理性不再具有对世界的统摄作用，变成科学家、渔夫、蚌与网等的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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