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化转义的类型

5．3．2　泛化转义的类型

语义泛化的特征是词素（词）产生两个以上的转义，由于其转义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将其转义过程归纳为辐射型、连锁型、复合型三种演变类型，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5．3．2．1　辐射型泛化

原语义G具有多个语义生长点，以原语义为中心或核心意义，成为原型，并以此为基础，运用相似性，进一步扩展出新语义，从而形成语义的辐射范畴。中心语义与各个辐射语义分别具有共性义素。如：

图5—2：辐射型语义泛化类型图示

如“黑”的基本义是颜色词，G-“黑色”，《说文解字》释为“火所熏之色也”。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黑”的语义逐渐抽象和泛化。“黑”已不再表示物体的具体颜色，而成了表示事物具有某种性质的标志。因为秘密的非法的事物只能生存在黑暗中，于是转义为G→G¹-“私下的、秘密的、非法的”等义，如“黑庄、黑哨、黑裁”等。非法的事物往往是邪恶的，“黑”又转义为G→G²-“邪恶的、坏的”，如“黑钱、黑市、黑彩”等等。“黑”的意义在隐喻机制作用下，逐渐抽象泛化，意义处于由实到虚的演变过程中。

5．3．2．2　连锁型泛化

连锁型是指原语义G只有一个语义生长点，由此通过相似转义演变出一个新语义G¹，同理，G¹又演变出G²，G²又演变出G³，等等。这样便形成以G为始点的链条线。维特根斯坦（W 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原则（family resemblance）能较好地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一列语言形式AB，BC，CD，DE，每个形式与其他形式至少有一个或几个共同特征，但没有哪个特征被所有语言形式共享”（转引自赵艳芳，2000）。相邻的语义具有共性特征，非相邻语义不一定具有共性特征，甚至G²、G³以后的义位远离了原语义G。“在范畴的类典型和边缘之间，范畴成员的典型性是从类典型开始逐渐递减的。”（朱炜，2003）转义是对词语语义特征再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后一个转义往往距离原语义核心较远。如图4—3所示：

图5—3：连锁型语义泛化类型图示

我们以“吧”词素为例。“吧”这个构词词素是随着外来词整体输入到汉语中的，源于英语的“bar”，原意G-“指旅店或餐馆中专供饮酒的小间或柜台”，早期借入时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即先采用音译的方法，然后再添加标示词义的汉字。“吧”最早出现在“酒吧”一词中，后来“吧”独立出来，代表整个外来词的意义参与构词，如“吧女、吧台、吧娘”等，“吧”仍表示“酒吧”的意思，不过它已从一个纯粹记音的汉字变成一个词素，代表整个词的意义并参与构词，从而获得词素资格。获得词素资格后，“吧”的构词能力进一步增强，广泛地与其他词素一起构成新词语，如“氧吧、陶吧、影吧、布艺吧、咖啡吧、玻璃吧、文化吧”等。在这些新词语中，“吧”的意义由G转化为G→G¹-“规模较小的休闲娱乐场所”。后来又出现了“语言吧、歌曲吧”，指网上的某一个主题空间的名称，指示一个虚拟的场所，可见，“吧”的意义又由G¹泛化为了G¹→G²-“场所”义，而忽略了其实在与虚拟的差别。“吧”的意义发生了连锁型的泛化，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音译或意译后的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某个或某些音节代表整个词的意义参与构词，获得词素资格；开始大量地与其它词素（词）结合，意义不断泛化，呈现出虚化的趋势。

5．3．2．3　复合型泛化

复合型是既有辐射，又有连锁的一种相似转义类型。语义发生错综的转移，复合型的词语应用的范围往往更广泛，是原型范畴稳定性和灵活性的体现。如图4—4所示：

图5—4：复合型语义泛化类型图示

我们来看“零”词素。“零”原意是表示数的空位，如“一百零一”。由于语言的交流与接触，在翻译一些科技术语时，英文中的zero-常与一些名词搭配，多数译法是将“zero-X”，译成“零X”。后来“零”开始与其他汉语词搭配，表示对X的存在状态或变化过程的否定，如“零投诉”。有时还含有一层隐含义，如“零利率”，它不但表示“没有利率”，还隐含“一般情况下储蓄总会有一定的利息而现在却没有了”的意思。“零”的意义进一步虚化为“从零开始”的意思，例如“零起步、零突破”。随着构词能力的增强，“零”慢慢由表示“空位”的实词慢慢虚化，而它的所有语义特征形成了一个复合的网络。（程丽霞，2004）凡是网络上的意义与某个词素的意义具有相容性，那么“零”就可类推到该语素上从而构成新词。其转义过程如下：G-表数的空位，最低点，如“零增长、零首付”等；G→G¹-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加以否定，如“零风险、零库存”等；G→G²-某事物在原系统中应存在，但现在因为某种原因不存在了，如“零利率、零佣金”等；G²→G³-表从零开始，如“零起步、零突破”等；G→G⁴-对事物的变化过程加以否定，如“零投诉、零接待”等，“零”的意义发生了复合型的泛化。

上述新词群中部分转义较集中在共同词素的意义类化和泛化上，而词群中共同词意义的泛化情况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一般都是单纯的发生扩大，如“扶贫”、“工程”、“资源”、“效应”等共同词。仍以前文的“扶贫”为例，“扶贫”：G-通过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扶持或资助，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收入、摆脱困境。G¹-泛指对缺少某种东西（如道德、科技、文化）的地区或人群给予扶持或帮助。如“道德扶贫”、“智力扶贫”、“技术扶贫”等；又如“工程”：G-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G¹-泛指某项需要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工作，如“希望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等。这些词义的扩大都呈现出单向的扩大的趋势，表现为G的语义内涵减少，而外延扩大，容纳的事物增多，能与之搭配的词素（词）不断增加，从而形成系列词群。与这些词不同的是“绿色”等词，其意义不是单纯地发生语义扩大，而是发生了泛化，转义过程是复杂的，在广泛使用的过程中由某一相似点转化出了多个意义，呈现出复合型的泛化过程。如：绿色：G-颜色的一种。G→G¹-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如“绿色消费”、“绿色动力”等；G¹→G²-无污染的、有益健康的，如“绿色食品”、“绿色包装”等；G¹→G³-安全的，如“绿色通道”等。

新词群中的原义通过辐射、连锁或复合等方式形成转义，原义和转义之间存在着由相似性而产生的内在关联。虽然共同词素（词）意义不完全相同，但是存在关联性，因此这些新词语都属于一个共同的词群。这些共同词素（词）意义之间的关联性是新词语词群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因之一。

新词群转义有可能是临时的，但随着使用频率增加和使用范围的扩大，也可能稳定下来成为真正的多义。不过很多转义在形成之初与原语义相比是极不稳固的，体现在使用上G通常采取无标记的方式，而其转义G’或G¹、G²、G³等通常需要标记的支持，加上一定的限定语或者用引号做标记才能将接受者的理解导向新语义。如“（希望）工程”、“（文化）快餐”等一般需要限定语的支持。而一些新出现的新词语和词群在书面运用时通常采取加引号的形式。专门词语被引入非专业义语境之后，充满着新鲜感、非规约性和不确定性，人们非常乐于使用。随着转义的高频使用，人们逐渐淡化了原义和转义之间的转义关系，对各种语境临时义进行抽象和归并，使转义逐步获得一种较为独立和稳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