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行动者

从文艺复兴开始直至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主要围绕宏观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展开，而吉登斯受福柯权力观的启示，重视生命权力的积极作用，觉得国家的权力不是政治的全部，权力还是一种改造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等级式权力虽然也取决于行动者，但与之相比较，能动式权力更强调行动者的生成性。

能动式的权力不是像自由主义哲学那样来限制国家权力，而是表明权力的源头来自于诸多形式的行动者，既可以是中观意义上的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微观形式上的自我。政治的行动者会有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每个社会都具有相当的潜能来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共同体和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从而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行动者。

受到福柯生命权力的启示，吉登斯把重心放在自我上面。作为生成中的自我，自我从来不由外在的自然固定、给定，保持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否定、创新之中。它不仅对自我本身进行反思，而且还对制度进行反思。自我过着一种积极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被动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安排。于国家层面而言，现在的公民是积极从事反思的公民，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事物，而是可以通过行动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抉择、自我认同等方式实现自主性。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发挥每个行动者的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把有着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小，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让个体权力与国家权力协调发展。在这层意义上，能动式权力是一种发挥个人潜能的政治，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一种解决晚期现代性阶段政治问题的可能性。虽然它着眼于行动者，但目的在于思考我们人类如何达到一种新式团结的可能性。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自我为了保持生成性，需要通过生活形式的决策来提高自我的自主性。它还需通过关系来界定自我，就是说通过主体间来保持自我的生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