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恢复

(一)社会学的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各条战线进行拨乱反正。1979年3月15—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至此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和重建。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费孝通教授任第一任所长。4月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设置社会学系，这是社会学在中国内地恢复之后大学中最早设置的社会学系。5月25日—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参加这期讲习班的学员有高等院校教员、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共40余人。他们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所)以及北京大学等10所大专院校和一机部、司法部、团中央、全国妇联、《人民日报》社等22个单位。这期学习班引进了西方当代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方法，为社会学在我国的恢复和发展播下了种子。1981年初，国家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开办了国内第一个本科层次的社会学专业班，由费孝通先生主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等国内主要重点大学选派43名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大四优秀学生集中学习社会学。该班许多毕业生已成为我国和国际社会学界的知名学者。当时费孝通认为，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而应当是个重新创建的事业。这个认识十分重要，社会学的恢复者们就是在这样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加速培育新一代的社会学者。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重建社会学开始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方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说，重建社会学的基本准则很明确: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情况，它应该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指导。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抄外国学者的成果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少，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但是他们决定要自己来搞，搞出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三是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的知识是要为我们实际生活服务的，所以有应用的一面。当时的目的是清楚的，概括地说，就是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当时，费孝通认为社会学是一个从整体出发研究社会的学科，做得好，可以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国逐步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面奋起，勤俭建国、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处在这样一个空前大变革的过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处可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能抓住问题，群策群力，全力深入，不懈努力，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知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为人民事业服务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可以发展这种社会学，也只有发展这种社会学才能在世界学术讲台上取得我国应有的地位。

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照片

原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学员、现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本书作者之一范伟达与费孝通教授合影

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错误的对待，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断了近30年。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社会学。1979年春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约请会见费孝通教授，商谈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事宜，请他出山来担当此项重任。费先生自接受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使命以后，就全力以赴地工作起来。开始是很艰难的，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先是说服动员已经改行多年的老社会学工作者归队，接着开办讲习班，培养中青年学者，邀请国内外专家讲授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亲自讲课，亲自主持编写《社会学概论》等教材，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争取社会的支持;并运用他的声誉与智慧，到各省及多所著名大学去动员他们成立社会学学会、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那几年，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社会学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适应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社会大发展的需要。

社会调查在此时也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而进一步显示了它的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人大力倡导和亲自带领下，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扬。近20多年是我国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社会调查之风最盛，社会调查成果最大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社会调查工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思想上更加重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带头调查，哪里有困难、有问题，哪里有新情况、新变化，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1978年以来，中央报刊经常在毛泽东诞辰纪念之际，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著，全面系统地宣传毛泽东关于社会调查的理论和实践，这对于提高广大干部对社会调查的认识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工作上更加开展。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规模的冤假错案调查，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平反昭雪。1979年以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促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1981年开始的全国农业资源调查，为农业区划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82年春进行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为弄清我国工人阶级的现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资料。1982年夏，我国还进行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弄清我国人口状况这一基本国情打下了基础。在此以后，还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查等等。党和国家组织的这些规模空前的社会调查对拨乱反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理论上更加彻底。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为端正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不做调查会犯错误，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会犯错误。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彻底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对于保证社会调查的科学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是20多年来社会调查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四，方法上更加科学。我们党的传统调查方法，如典型调查、实地调查、口头访问、开调查会等，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通过长期调查实践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它们在历史上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调查方法本身往往带有感性直观的性质，而且调查范围比较狭窄，调查方法比较简单，已不太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近几年来，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现代调查方法，特别是比较多地使用了普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等调查方法。这些调查方法一般都具有调查范围的广泛性，调查方法的客观性，调查手段的先进性和定量调查的精确性等特点。这样，把传统的调查方法和现代调查方法结合起来就使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广泛性、科学性、准确性等方面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五，组织上更加健全。几年来，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建立或健全了各种各样的调研机构和咨询机构，许多部门还在全国各地基层单位设置了为数众多的长期观察点和信息点，同时还改革了决策工作制度，大力加强了各种社会信息的搜集、整理、储存和加工工作，从而使党政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朝专业化、制度化、经常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此外，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各级党校、各类干校以及各种新闻出版单位，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信息站”、“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个全国规模的多类型、多层次、多渠道的调查研究网络在客观上已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