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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分析

时间:2022-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张宝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部应把农民培训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加大实施力度,提高广大农民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陈锡文认为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所面临的困难。

第二节 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分析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年,“民工荒”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们对“民工荒”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据了解,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研究城市化进程中之职业农民的培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也作出了许多研究。

一、农活“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种粮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对于职业农民的培育势在必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近年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也进行过一次较全面的调查,覆盖全国17省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 749个行政村。从调查来看,74.3%的村庄表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大部分村庄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供给表示担忧。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使中国农村遭受到了严重的人力资本流失(黄守宏,1996),导致了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deBrauw,2008;毛学峰,2009;李星和赵连阁,2010)。由于年老的农民文化层次低、思想观念传统,他们对新技术的认知程度差,较难接受新生事物,这可能会制约农业技术的进步(孔祥智,2004;夏莉艳,2009)。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却面临诸多风险,特别是我国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会成为城镇化发展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为解决上述问题需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业、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建议国家启动“农业后继者培训工程”,需培养大批新型的职业农民,从而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劳动力基础,并认为启动职业农民培养工程,让农民逐步走上职业化的道路。稳定的农业队伍的形成是可持续农业的前提,只有让农民真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歧视的户籍身份,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得到普及,现代农业管理经验才能得以积累。国际上一些发达农业国家普遍都建立了农民职业准入制度,农民职业化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知识和能力落后等问题,而现代农业建设更需要新型的职业农民。因此,有必要启动职业农民培养工程(朱启臻等,2011)。

二、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农村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后,留守在农村的这一代农民,普遍受教育少,文化低。他们中多数人只有小学、初中文化,具有高中文化的极少,受文化素质低的影响,接受现代科学种田知识和现代农业技术力力不从心。许多人对种植业生产过程中最常用的良种、化肥、农药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知道甚少,不仅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而且容易出现农产品供需失衡,因此,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这一观点。吴敬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均资源少,中国农民接受的低水平教育是制约其收入的重要原因。李朝林认为,在众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中,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农民增收与农民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主要方法是增加教育投资。张宝文(2005)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部应把农民培训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加大实施力度,提高广大农民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市场化进程的必然

德文、蔡昉认为,农民增收的源泉应该来自于市场。因此,在市场体系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应继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来改善农民生产环境,规范市场。还有从市场经济要素(主体、客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和世界市场)角度来探讨农民增收困难的,他们认为农民的生产决策以至收入的高低始终与经济市场化的状况密切相关,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李恺等(2004)指出:中国农村城市化、经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已不再是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训练有素的劳动者。熊新山(2001)研究农业产业化发展时指出:农业产业化需要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高素质劳动者,应当提高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工作来抓。姜卫民(2002)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呼唤农民教育的强力支撑,农业产业化经营更加迫切和大规模的需要农业人才。刘纯阳(2005)研究表明农民教育是“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重要措施,是制约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推进我国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四、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解决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及新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瓶颈问题,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应通过构建新型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及模式,尽快提升职业农民素质,解决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及新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瓶颈问题,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李金文,2007;张雷声,2006)。张宝文(2005)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部应把农民培训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加大实施力度,提高广大农民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五、农村劳动力剩余说

陈锡文认为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所面临的困难。郭书田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只有就地消化的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

六、思想观念的调适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三农”问题还与价值观取向有关,吴碧君认为“转型时期,价值观取向的不同导致了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具有现代观念的农民在社会变迁中,能更迅速地改变行为模式,适应社会发展,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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