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变迁的路径是迂回曲折的

三、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变迁的路径是迂回曲折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迁，是由高等教育形成期的免费教育制度到晚清最后几年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确立，进入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有偿上学制度；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30余年的免费加福利的高等教育，进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双轨”收费制度，最后到90年代末以后的全面收费制度。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走的是一条比较迂回曲折的路径。

晚清时期，高等教育由形成期的免费高等教育到取消膏火的发放，再到向学生收取学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得以确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爱国开明人士倡导而得以实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当时的教育部虽然废除了清末的教育制度，但保留了高等教育的收费上学有偿制度。除了培养中小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外，所有高等学校都一律收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要缴费上学。虽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但在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迁上是渐进式的，保留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延续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各领域急需大量的建设人才。为了能使社会秩序尽快走上正轨，国家不但废除了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造，而且实行免费加福利的高等教育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余年，所有上大学的学生都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还可获得生活补贴。这一时期，由于新旧社会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全面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文化制度、教育领域都发生了急风暴雨式的变革，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迁是急进式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社会各领域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向高等教育提出了大批懂技术有素养的高级人才的需求。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民众的数量日益增多，社会上呼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此时，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费投入上对教育、卫生等周期长、成效缓慢的领域重视不够，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免费加福利的高等教育制度再无法满足这些需要。政府不得不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进行改革。

最初是部分高等学校开始尝试招生少量的单位委培学生和自费学生，这些学校取得成功后，再逐步推开扩展到多数高校，再到全部高校都招收自费学生。也就是，到了最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要收费，全部学生都要缴费上学，再没有公费生和自费生之分，也没有公费生可以免费而自费生要缴纳费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此同时，也取消了向所有学生发放生活补助的人民助学金制度，取而代之是对学有所成的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制度、贷款制度和对家境贫寒且品学兼优的学生的国家助学金制度。政府在整个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出台、调整政策，从制度层面上要求各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使高等教育由过去的免费教育向全面收费教育转变。这种从免费到“双轨”收费再到全面收费的制度调整、更替，由少量学校到多数学校再到全部学校的扩展过程，选择的路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变迁之路。从制度变迁方式和过程来看，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先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少量高校先试水，收到成效后再推广铺开，这样大大减少了制度变迁中的阻力，减少了改革的成本，使改革顺利推进，得以成功。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高校、学生和社会等利益相关方都获得不同程度上的收益，都能使自身收益最大化。与此同时，最先招收计划外委培生和自费生，并没有触动计划内学生的利益，其依然拥有享受免费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样，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也没有受到来自计划内学生的阻力，因此，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大量的事例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采取的方式是“从局部、单项、易得高回报的领域展开的，渐进式改革作为一种被诠释为逐渐的、部分的、增长的改革模式，有可能在以后的制度变迁中发生重大的突破，依据来自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来自改革利益相关者的承载损益的能力，来自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知识的全面理解”^[20]。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创新也说明了这一点。其所采取的改变方式，避免了改革的突然性和不适应性，提高了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绕过改革的难点和焦点，使改革顺利推行。这种由计划外到计划内、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比较符合我国80年代至90年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路径，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

【注释】

[1]《学部岁入岁出统计表》，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宣统元年）。

[2]《北京国立大八校代表之运动》［J］，载《教育杂志》，1924年第16卷第8号。

[3]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记事本末》［M］，第1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大学学潮案》，国史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转引自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M］，第21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5]臧晖：《论学潮》，载《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第7页，转引自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M］，第2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6]郭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趋势》［EB／OL］，第3页，载《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4年6月，http://www.gse.pku.edu.cn/BeidaEER/pdf/040207.pdf。

[7]郭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趋势》［EB／OL］，第9－10页，载《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4年6月，http://www.gse.pku.edu.cn/BeidaEER/pdf/040207.pdf。

[8]《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1928年11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第1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9]《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1928年11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第2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10]《改南高为东南大学计划及预算书》［G］，第106页，《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影印版，第1426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12]《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收费标准调整》［N］，载《光明日报》，2000年6月9日。

[13]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影印版，第153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14]郭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变化趋势》［EB／OL］，第10页，载《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4年6月，http://www.gse.pku.edu.cn/BeidaEER/pdf/040207.pdf。

[15]林荣日著：《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以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为重点》［M］，第3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6]〔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第53页，载《改革》，1995年第3期。

[17]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2）》［M］，第26页，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3。

[18]“毛入学率”的统计口径按：“毛入学率＝学生人数÷（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100％”计算而得。

[19]参见《1990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1995年全国教育发展统计公报》。

[20]康宁：《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转引自袁振国主编：《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5》［M］，第1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