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几年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三）晚清最后几年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1．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它为各级新式学堂的兴办提供了基本蓝图和法律保障。但由于科举考试制度并没取消，仍然是选士的重心所在，各级官员和民间士绅对兴办新式学堂多持观望态度，读书人也期待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近日科举未废，即有平素主持废科学兴学校之人，而仍躬应乡、会试者；又有在学堂肄业，或往外洋游学，而仍弃其应尽之学业，以博不可得之功名者。”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阻碍新式学堂的推广，再加上日俄战争的直接刺激，1905年9月2日，袁世凯等封疆大吏联衔奏请停办科举。清政府迫于形势，同日谕令自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就宣告了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

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是一条划时代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中国近代人才培养制度的根本变革。严复认为，废科举，“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34]。科举考试制度废止，成千上万童生举子昔日的仕进之途被切断了，逼着他们寻求新的出路，新式学堂开始供不应求。“科举未废之前，人人竞尚科举；科举既废之后，则人人重视学堂。”^[35]不仅如此，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由教会创办的学校，其地位也随之提升，受到学子们的青睐，就学人数增加不少。“1905年以后，申请进入教会学校学习的人多到学校无法接收，同时，修完学校课程的学生也比以前增加。”^[36]

2．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出台

随着学生人数不断增多，新式教育供不应求。1906年以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清政府内外交困，经济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不堪高等教育全部办学费用的重负。为了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官办学堂不仅取消了膏火和奖赏，还开始逐步向学生征收学费和膳费。

其实，早在洋务动时期西方学校的收费制度就传入了我国。1898年，姚锡光在《东瀛学校举概》中就写道：“日本各学校，自陆军各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寻常师范学校以外，无论官立、公立、私立之学校，苟非极贫之家（只入寻常小学校），其在学校之脩脯衣食、住房、书籍诸费，无不由学生自行缴纳者。”^[37]罗振玉在《日本教育大旨》中也提到：“教育一事乃国家与人民当交尽之义务，故日本教育经费有取之国费者……有取之地方费者……又有私立各种学校，则以私资立之……学生入学，必具束脩等费，惟寻常小学为国家义务教育，不收束脩。”^[38]随着新式教育的不断扩张，政府教育经费支绌日益严重，成为兴学挥之不去的阴影。作为朝廷重臣的张之洞，首先论证学堂收取学费的优点，他认为，学堂收费不仅使学生可以“学广”，还能使学生“无争”、“志勤”。梁启超也意识到，官费兴学“其力之不逮，上下所同认也”^[39]。因此，学堂收费应成为兴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官办高等学堂的学费收取也渐渐松动。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开办的山东大学堂最早实施不给廩膳的制度。袁世凯在《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说道：“学堂如发给学生廪膳银两，寒唆之士，或多希冀廪膳，纷至沓来，不但无以坚向学之诚，反足启喻利之渐，非所以重士也。兹拟定所有考选学生，入堂肄业，应令自备饭资，不给廪膳，庶来者皆系实心向学之人，不至半途而废。如其中实有寒唆之士，坚苦力学无自赡者，应如何量予津贴，届时由总办、总教习、监督查明核给。”^[40]1902年，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或《壬寅学制》）颁布。尽管这个学制没有实施践行，但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学制。《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现在官立高等学堂，五年之内暂不征收束脩；以后征收，每人每月不得过银钱二元。”^[41]1904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基础上拟定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或《癸卯学制》）颁布，规定：“高等学堂应令贴补学费，听各省核计本省款项能否筹措，暨本学堂常年经费随时酌定。”^[42]同年，《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招收附学生，附学生一名每年缴学费龙银一百元（内计修金三十元、伙食五十元、体操衣靴二十元，分两期缴纳，均于开学时缴齐），其在本馆住宿者每年另纳房舍金十元。”^[43]

清政府在《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收取学费的作用作了说明。学堂之所以向学生收取学费，一方面是将学费的收取作为筹资办学的渠道之一。“若不令学生贴补学费，则学堂经费必难筹措，断无多设之望，是本欲优待而转致阻碍兴学矣。”^[44]另一方面，学费的收取可以激励学生学广和志勤，同时由于学习费用来自于学生家庭，也会对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纪律遵守起到一定制约作用。“且学生以学费不需自出，不免怠惰旷废，不肯切实用功，更兼不守规矩，视退学无关轻重。”^[45]1906年，出使欧美各国考察的重臣戴鸿慈等人指出，在国外中学以上的学堂都收取学费，而中国的高等学堂都以公款、官银办之。因此，他们提出：“学部选派专员派往各省，将所有公款官银办理之中学以上各学堂的常支、活支、详晰查明呈报到学部。即责成各省提学吏，向各学堂学生收纳学费，及膳舍各项费。”^[46]

1906年11月10日，学部颁发了《通咨京外征收学费章程》和《学堂收费章程》，规定视各地财力、办学现状和学级程度，征收学费。《通咨京外征收学费章程》颁发以后，1907年，山西大学堂不仅停止了膏火补助，还收取了少量学费^[47]。江苏省教育总会上书学部要求改南菁学堂为文科高等学校，预定“每人月纳学费二元（膳费另收）”^[48]。1910年，浙江省停止供给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译学馆预备科、速记科浙籍学生130余名的官费津贴。

尽管《通咨京外征收学费章程》和《学堂收费章程》要求各级各类学堂收取学生的学费，但在清末的新式官立和公立学堂中仍残留着公费津贴补助制度。不少学堂“除常年供膳外，复发津贴制服、国书文具”^[49]。因此，1907年1月，学部颁布《定立京外各学堂收费章程》，规定除师范学堂、小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半日学堂、艺徒学堂及女子学堂外，各级学堂都要征收学费。

“大学堂征收学费，每学生每月银圆四元；高等学堂征收学费，每学生每月自银圆二元至三元，大学预备科、法政学堂、高等实业各学堂准此；中学堂征收学费，每学生每月自银圆一元至二元，中等实业各学堂准此；高等小学堂征收学学费，每学生每月自银圆三角至六角。”^[50]

1911年3月14日，学部颁布《奏酌收高等专门以上及游学生考试费用》，规定从1911年起，凡考试高等专门以上各项学堂及游学毕业的各生，一律酌情收取考试费用，以资办公。

清政府颁布的《通咨京外征收学费章程》，是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史上的最早佐证，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先河。从此，高等教育免费制度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