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教育的文化生境

第一节　贵州民族教育的文化生境

所谓生境，一般指物种（也可以是种群或群落）存在的环境域，即生物生存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实际上也就是生物生存的环境。生境包括结构性因素、资源性因素以及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生境结构可以分为水平结构（空间异质性）、垂直结构（垂直分化或分层现象）和时间结构（周期性变化）。野生动物的生境有三大基本要素：食物、隐蔽条件和水及其他非生物因素。文化生境，是基于生物学概念意义上的沿用，指基于文化土壤之上的生存条件与环境。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18个世居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贵州的民族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生境中发展起来的。具体来看，贵州民族教育的文化生境，其基本要素和内容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体现：

其一，17个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贵州民族教育的受众主体。

贵州是西南古代氐羌族系、百濮族系、百越族系、苗瑶族系四大族系族分布的连接点。除了上述族系之外，汉族以及回族、满族、蒙古族、羌族等民族又陆续进入贵州，使贵州的世居民族逐渐增多。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贵州省共有49个民族，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满族、羌族17个民族。

在地理分布上，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安顺市、贵阳市郊区、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和松桃苗族自治县；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黔西南两个自治州、安顺市和铜仁地区；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铜仁地区；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铜仁地区和遵义市；彝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仡佬族主要分布在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地区、六盘水市、毕节地区；水族主要分布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都匀、独山、榕江等地；回族主要分布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兴仁县、平坝县、普安县、六盘水市、贵阳市；白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瑶族主要分布在荔波、榕江、从江、望谟、丹寨等县；壮族主要分布在从江、黎平、独山、荔波等地；畲族主要分布在麻江、凯里、都匀、福泉等地；毛南族主要分布在平塘、独山、惠水等县；蒙古族和满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仫佬族主要分布在麻江、凯里、黄平、福泉、都匀等地；羌族主要分布在石阡县、江口县。

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其他不断进入贵州的少数民族一起构成了贵州社会的主体。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3 938 879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19％；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4 011 603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4％；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7 423 455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11 236 546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4.69％；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贵州少数民族人口1290.0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6.77％。^[1]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11 759 95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3.36％；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12 547 983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2]从各次的人口普查情况看，我省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总体上不断增加，人口基数也随着不断增大，少数民族居住区域也随之逐年播迁，民族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贵州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省份，开展民族教育十分重要，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为我省的民族教育奠定了现实基础，其中以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为主，构成了我省实施民族教育的受众主体。

其二，地理上的封闭性与多民族杂居空间形成了民族教育的地域性条件。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高原，东与湖南接壤，南与广西为界，西与云南高原毗邻，北与四川盆地相连，历史上是“驿道所经”之地，毗邻省区群众经商、逃难等都集散于此。贵州是一个以山地高原为基本地理特征的省份，全省各地的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气候水文呈垂直变化，资源物产迥异不同。在这样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下，贵州各民族接受、融汇外来文化的强度和能力，开发与封闭的程度，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之间，表现得极不一致。且从全国范围来看，贵州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的边缘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性使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与外界的接触较少，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这些地区无论是从经济的发展程度，或是教育的方式和水平都与主流社会存在差异，而且在与外界沟通方面存在障碍，因此，民族教育的开展无论是长远性的或是过渡性的意义都十分明显。所以，与普通的全面教育相比，这种自然条件的相对封闭性也为贵州民族教育的独立发展和特征形成提供了极其关键的客观地理条件，从而形成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的贵州民族教育模式。

此外，贵州是我国民族成分最多、最复杂的省份之一。众多的民族生活在相对封闭而又杂居往来的空间内，其许多民族的居住形式多为分散村寨，或同其他民族杂居。这种复杂的多民族杂居空间的形成，为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地域性前提。因为民族教育是指在民族地区开展的针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这种多民族杂居的格局，更从内因的角度需要民族教育的实施。因此，我们说，多民族杂居的空间满足了民族教育实施的地域性条件。

作为民族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客观因素，相对封闭的地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的多民族杂居空间，构成和满足了贵州民族教育实施和发展的重要地域条件。封闭的地理条件，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相对封闭性，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很难融入普通的全面教育体系之中，因此，在多民族杂居的背景条件之下，我们针对这种自然地理条件而开展相应的民族教育显得十分必要。

其三，多元的民族文化及其传承样式构成了民族教育的重要特征。

从民族学的学科视野上看，民族与文化的内在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在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背景下，但凡谈及民族，就会不自觉地联系起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属于自我的族性核心文化。贵州的少数民族成分较多，在现代多民族交流互动的今天，56个民族的身影都能在贵州的土地上找寻到。而其中的17个世居民族更是由于长期耕耘在这片土地上而创造了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在现实国情中，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包藏了封闭性和后发性，但这不能掩盖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秀传统。于是，如何把这些优秀的成分传承下去，如何构建起和谐的文化多样性家园，成为了我们的现实关怀。

民族教育并不是针对落后的教育，相反，民族教育是一种既可兼顾国家全民教育特征和核心内容，又可兼顾民族性优秀因子的特色的教育模式。少数民族学生由于长时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之内，因此，从一开始就很难融入针对主流社会的全民教育体系之中，但在其民族内部或者在民族地区内部，他们又会存在自我的知识传承体系，比如有不少民族还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有自己的教育和传承组织和机构。因此，我们的民族教育不仅是要实现民族地区的教育现代化，更是要把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和优秀的传承模式融入教育的现代化之中。贵州的少数民族众多，文化样式也极其丰富，这为民族教育的有效开展和兼及特色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其四，主流文化的介入与相对健全的全民教育模式可资民族教育借鉴。

我们之前所说的“封闭性”，事实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承认的是一种现代语境下民族地区的社会事实。但是，同样在现代语境下，开放性也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更是一个不能漠视的事实。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在现代科技和网络媒体的推动下，民族地区也同样无法在民族边界和地域边界上完全拒绝其他文化。以西方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和汉文化不断传入民族地区，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潮流。民族性与现代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在合理的民族教育中得到结合，并能使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利益最大化。

新中国成立60来年，在不断的实践中，我们的全民教育逐渐成熟，从幼儿教育到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都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模式。贵州的全民教育也相对比较完善，这为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经验。贵州的民族教育与普通的全民教育是可分割的，有的全民教育中本身就有民族教育的版块，因而全民教育可以看成是民族教育，比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我们很难用单一的视角去加以界定。在贵州省内，这种两种教育嵌套的特点十分突出。这是一个好的形势，能够使得民族教育与全民教育相得益彰，能够有效地促进民族教育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