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后半期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

1.2.3　20世纪后半期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

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海外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乡村的社会学著作相继出版^[4]。其中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较多地涉及了现代学校教育与民众生活变迁的关系。作者采用“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方法，于1943—1946年间通过访谈搜集了云南省昆阳县47个士绅的生活史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农民家庭如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上升到士绅阶层的过程。在这些案例中作者高度关注人物的受教育状况，把接受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首要方式，并认为现代学校教育在帮助一个农家子弟社会升迁上不如传统教育。因为现代学校教育不但学程长、成本高，而且会改变个人生活的整个观念，使得这个人不能再过传统的生活^{［15］19－20，154－155，163－164}。

20世纪70、80年代，有3位美国学者利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资料对近代华北乡村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5]，其成果先后问世。他们分别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1985）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前两部著作涉及乡村学校教育活动的内容很少。杜赞奇则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并作为最主要的解释工具^[6]，他认为兴办现代学校作为一项重要的现代化事业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

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给了我们如下启发：

首先，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儒家士绅一元控制的社会。周荣德根据居住和活动空间把士绅阶层分为村绅、乡绅、县绅、省绅4个层次，这意味着士绅阶层内部的差异。而杜赞奇等人进一步指出，除了拥有各级科举功名的士绅外，在乡村权力舞台上还活跃着很多草根精英。各村庄的“首事”往往只是相对富裕的普通村民或宗族首领，各种水利管理组织的“会首”、各种宗教组织的“香头”等也大都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但这些人也通过文化权力网络控制着乡村，并应对着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其次，对近代乡村兴学过程中给民众带来的经济负担必须充分认识。“村摊学款”是乡村民众在未得到现代学校教育的好处之前首先面对的事物。由于近代以来各级政府财政长期疲弱，国家在乡村社会推行各种现代化措施所需要的庞大经费绝大部分是由乡村民众承担的。上述三本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各种“摊款”对华北农村经济带来的各种影响。尤其是杜赞奇，将摊款不断加重视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的关键因素。可以说，研究近代乡村学校教育，就必须考虑民众的经济负担及其连带的政治效应。再次，乡村中现代学校教育的出现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大背景中进行的。学校代表了国家的权力意志，也意味着一种以现代文化改造乡土文化的设想。但是这种进入和改造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或者单向的，各种乡村的文化权力都在以各种方式捍卫着自身的生存权力，也抗拒或消解着国家的企图，最终结果可能是国家权力和乡村力量之间的相互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