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发展对上海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形成的制约因素

第五节　上海文化发展对上海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形成的制约因素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现代都市，也逐渐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形态与内涵。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主要方面，在长期的发展和改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开放性、商业性、个体性、创新性等成为其基本特征，虽然其后的时代发展对上海文化有很多方面的改造，但其基本面还是得以保持和延续。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曾经使上海创造了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辉煌，但同时也因其明显的缺陷，从而成为再创辉煌的某种阻碍和制约，而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局限性因素对于上海的教育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制约，带来了瓶颈性的影响。

一、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民间文化重视不够

上海教育善于借鉴、接受西方文化，但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民间文化重视不够，这种教育倾向不利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上海文化是直接以西方文明为导向的，在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生长发育出的现代城市文化。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使其有了兼容并包的气度，尤其注重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却也带来了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常常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城市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有益成分。上海在文化资源保护方面时常发生破坏文化古迹的事件，“本土文化”流失严重。“沪语”作为本土语言，越来越受到轻视，一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已经说不好上海话。

在教育上的表现就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的盲目崇拜，如对学英语的热情、学生及家长对留学的向往、对海归人员的看重等。而在民族传统文化及上海本土文化的传承方面则明显不够，上海的学生对自身发展历史大多模糊不清，对一些传统的文艺形式没有热情。在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课程中，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十分稀少，即使在某些学校设置了一些相关课程，也得不到学生和老师的重视，甚至也不具备合法性。如上海市二期课改为区县的区域文化课程开发留出了空间，崇明县有一些地方课程如生态教育（例如芦苇文化）等，都是贴近县情、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这些课程开发出来后，由于市教育主管部门对相应的教材审定没有跟上，课程和教材的合法化不能同步。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于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都没有清醒的认识。

在文化发展上，盲目学习西方是缺乏民族文化自信力的表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是“西化”、“洋化”，要开发本土资源，回到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自己的历史和信仰。对于西方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借重，会弱化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和对城市的归属感，而文化认同感的培养正是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没有这样的认同，个人在这个城市中就不会有主人的感觉。

二、职员文化影响较大，创新活力不够

上海市民一般来讲受职员文化的深刻影响，上海教育创新意识不强，缺乏创新的激情和动力，能力和素养教育匮乏，应试教育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

近代以来，职员文化成为上海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旧中国，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的是职员工作，从而孕育了上海独特的职员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不需上海人创业，上海人人格中原本从外国和外地输入的一点冒险创新精神迅速消退。计划经济体制又给上海提供了某些生活上的优惠，使得上海人有可能像旧职员阶层那样，在精打细算的安排下过上相对体面的日子。即使改革开放后，能够做一个大企业的高级职员，依然是很多上海人孜孜以求的生活目标，当白领者众，选择自主创业者少。职员文化在当下的上海依然有很大的文化影响力^[16]。这种文化类型有其本身的优点，即办事认真、注重规则、讲究效率、执行力强，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如缺乏创新、创业的激情，原创力不足，只会“守好阵地”，未能开发新的战场，在“求稳”中扼杀了创新意识。与当前建设“创新型社会”的目标有较大的距离。

在这种保守的精神氛围和文化语境中，各行各业都难以产生具有创造思维的人才，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缺乏真正创业型的人才，这势必影响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在教育上，就是能力和素质教育的匮乏。相比较全国，上海在素质教育方面还是走在前头的，无论是一期还是二期课改，都试图把素质教育的理念内化为课改的主要方向，然而现实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应试教育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相关的教育评价体系也依然是围绕应试能力的高低，学生过于注重知识的掌握，而忽略了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思维的养成。如上海的高中生一般都愿意考上海本地的大学，即便是读上海很一般的大学也不愿意去外地的好大学；而在求职的过程中，宁愿留在上海从事发展前景不好的工作，也不愿意去外地开拓一片新的天地，显示出上海文化传统对教育视野的限制。

三、文化商业性较重，过多强调功利诉求

海派文化的商业性造成了上海教育对于功利性的过度诉求，不利于纯学术、审美和基础学科教育的发展，城市文化和市民人文素养的培育。

由于海派文化的商业性特点，长期以来养成了上海人在社会中的世故练达，为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讨价还价，在利欲中过于追求眼前的实利，往往使上海人具有短视的弱点，斤斤计较于眼前的一些蝇头小利，而导致无法预计以后的大利。注重金钱实利而忽视人情的商业化气息，使上海人显示出精于算计的小家子气，不肯吃亏，总想占便宜，忽略人文精神的培育。上海市民的阅读兴趣仅仅着眼于功利性的，如养生、美容、股票、房产、电脑、求职等内容，而极少关心超越功利的人文素养，如文学、艺术、学术、政治、宗教等。在个人生活方面，比较而言，上海居民偏向于功利性的一面，而对其个人发展的非功利性的一面注意不够。并且比较偏向追求短期利益的一面，而忽略长远的考虑和打算。实用主义淹没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和个人的精神生活。

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上海人特别看重能否很快得到回报，受教育与好的工作、能否赚钱直接联系，从小就开始培养教育的功利主义，一切从应试的角度考虑，在选择专业时也大多选择理工类、经济类、应用类的专业，很少有人选择文史类的基础专业。教育购买方（家长们）大多忽略了教育的人文境界追求，转而接受“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的急功近利思想影响。这样的教育行为非常不利于基础性的、纯学术的学科的发展，限制了文化的不断更新。

上海青少年兴趣爱好广泛，审美价值多元，但人生的审美理想日趋世俗化、物质化，审美能力比较薄弱，普遍认同比较流行的大众享乐文化，这给新一代的上海市民造成不容乐观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市民审美教育的力度，纠正或消除审美价值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上海市民对真善美有更好的认识和把握，对假恶丑有更好的识别和抵制。

我们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改善现行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状况，扭转其过分功利化（一切为了高考）的局面。针对大学教育的市场化，应保证并加强相关基础学科的发展，不要一切都向应用学科上靠。

四、过于强调个体意识，不利于公民教育开展

上海教育为个体的发展营造了较为良好的文化氛围，但缺乏对群体、公共事物的关注，不利于公民教育的展开，教育理论与教育活动都缺乏对公民教育的思考和实践。

在突出个体、强调自我的上海文化氛围中，上海人一般不迷信权威，而看重自己对于事物的感受，不为他人的见解左右，注重自我的看法，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是上海文化中常见的现象。这种文化特点也显示出其不足的一面，它常常难以构成群体性的阵营，就是存在群体形成也大都意见难以统一，各行其是，由于意见相左，致使互相诋毁，很难形成共识性的认识。

另外一个方面，对于个体的过分关注，必然会忽略对集体和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制约了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养和形成，与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目标明显不符。在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两方面，上海市民普遍倾向于个人生活，公共意识比较淡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之后，面对公共生活和事件变得冷漠。公共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个体性的文化特点使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都缺乏对公民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在当下的基础教育阶段，知识教学不断提前，而素质培养却节节落后。就是说，学生对做人素质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对知识传授的重视程度，知识技能的考试超过对人的综合素质的检验要求。杨福家用“公民姓公，心中有公，学做真人”来概括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公”字当头，才能赢得更大的社会整体利益，我们应该超越上海文化的制约因素，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活动中开展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