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倡导的教学方法是习行教学法

第三节　颜元的教育思想

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直隶博野县(今属河北省)人，因他读书教书，被称为“习斋”，当时的学者多称他为习斋先生。颜元出身贫寒，4岁失父，10岁离母。为生活所迫，颜元不得不“耕田灌园”，参加生产劳动，并曾通过习医为人治病，以养家糊口。

颜元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他常年开设家塾授徒。他早年曾迷恋陆王心和程朱理学，后转变学术思想，将自己读书之所“思古斋”改为“习斋”，与理学做彻底的决裂。在教学设施、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他的思想都包含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因素。

颜元的著作甚丰，最主要的有《四存编》，其中《存学编》是教育方面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

一、人论性与教育的作用

颜元反对宋儒“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分法，认为“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感官行气也是性。关于人性论和教育的作用论，颜元的观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性形合一”

针对理学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颜元认为“形性不二”，形、性不可分割。颜元把“性”理解为形体的机能。他说:“视者目之性，听者耳之性，仁、义、礼、智者心之性。”即所谓“作用为性”。人体一切器官的作用和机能都是好的，都是善的，因此人性是善的。可以说颜元也是一个性善论者，但他的“性善”不同于孟子的“性善”，孟子的“性善”是指天生的道德本源，而颜元的“性善”是对人在各方面认识能力的一种肯定。

(二)“性有第差”、“气质有偏胜”

颜元认为，人性虽然都是善的，但各个人的气质并不完全相同。并且，他认为气质之偏并非恶，而是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各人不同的气质正是各人个性不同的基础，对此不但不能加以指责，而且还应该根据学生的特长与个性特征来进行教育，给不同个性的人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以达到各尽所长、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的目的。颜元说:“人之气质各异，当就其质性这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以为学，则易为圣贤。”“全体(综合型)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某一方面)为偏胜之圣贤(专才)”。不过他也认为气质太偏、太强也不好，如过柔和过刚都不可让他“偏任惯了”。

(三)“习”对人之为善为恶的重要作用

颜元说:“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2]由此可见，颜元的教育作用观本身是对侈谈义理之性、不重习行的假道学的深刻批判。

二、求真务实的教育目的论

颜元主张通过教育培养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人才。他认为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训诂章句、静敬语录”的“圣学”是失真的，这样的“圣学”，“读书愈多愈愚，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3]他主张教育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培养实用人才。他说:“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转世人”包括两类。第一类是能够“经世”的“君相百官”，即各级政府的管理人员，应该懂治国治民之术，也要了解社会现实;能够为国家为老百姓办实事，但在才能和道德上都应该有较高的要求，就是他所说的“实才实德”。第二类是发展封建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百职”人才，就是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能工巧匠。颜元认为这样的人才用不着全才。社会有分工，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志愿等都不同，圣贤的标准也应有所不同。他认为有一技之长，能各专一事，便可称为圣贤。“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

他认为教育应当培养各种专门的人才，去分工办理国家的事。培养封建官吏，这是封建社会一向重视的，而各种生产部门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封建社会学校教育中常被忽视，甚至认为是下等的、卑贱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因此古代教育家多排斥或贬低百工农医。颜元则相反，强调百工农医在教育中的地位，这是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同时也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实用人才的市场越来越广阔。

三、实用主义的教育内容观

颜元经常用“伪”和“虚”来批判理学家的学问，而用“真”和“实”来表明自己所提倡的学问。他的教育主张，总体特色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颜元教育内容观也有实、动、活的特点。

颜元反对自汉唐以来章句、训诂、清谈、禅宗等空疏无用的书本教育内容，主张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的教学内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指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以及与改进生产生活相关的知识教育等。“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指关于这六个方面的知识。颜元认为，“六府亦三事之目”，“三事”中已经包含了“六府”的内容。这些概括起来说，是经史及天文、地理、水学、火学、工学、农学等。这既是社会科学知识，又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他用实学代替了禅宗语录，用经史与自然科学取代了章句训诂。这使中国教育内容出现了重大转机。

颜元的教育实践体现了他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他平时的教学内容包括兵、农、钱(金融财政)、谷(农业)、水利、火(冶炼)、工虞、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他认为一个人样样都学是有困难的，不能博学，能够精通一艺也是好的。他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反映在他为漳南书院所拟的教学计划中。他分漳南书院为六斋: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这体现了颜元反对专务书本、专事清谈、注重心性、学用脱节的教学内容。

四、“习动贵行”的教学方法论

颜元一反程朱陆王所谓外所内求等偏于虚玄的教学观点，提出独具特色的“习动贵行”的教学方法论。他针对传统的“死”、“静”教育，提出了以“动”为中心的教学原则。他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4]在教学中，颜元主张通过练习和实践以巩固所学知识，进而谋经世致用之效。他说:“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着力。如读‘学而时习’便要勉力时习。”^[5]

颜元强调在实际行动中练习、巩固知识，加深理解的过程，即“习动”、“习行”。“习动”、“习行”的教学方法，是和他的两个主要哲学观点相联系的，即“以行而求知”和“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从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颜元认为合理的教学方法要具备两个特征。第一，学用结合(增加教学中的实践环节)。第二，讲练结合。颜元有时候把“习行”强调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要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与再讲”。“为学为教，用力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

颜元认为强调“习行”是有理由的。第一，符合学习规律。没有通过亲身实践过的知识是不扎实的。“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口中说出，笔下写出，不如身上做出”。^[6]第二，“习动”、“习行”有利于道德思想修养。他认为长期不动的人就会变得懒惰，进而胡思乱想。“习动”、“习行”可起到“收心”的作用，使人心不得放纵。第三，“习动”、“习行”有利身体健康。第四，如果大家都及时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之实践，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因此活跃起来，变得生机勃勃，国家就会强大。

历史的巧合是极为有趣的。颜元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古典教育与实科教育的结合，或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在欧洲，这种转变思想出现在17世纪上半期，洛克的《教育漫话》是这种转型的理论表述。颜元和洛克(1632—1704年)都是这种转型的代表人物。但此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均停滞不前，从此与西方差距拉大。这种历史的巧合与中西发展的不同趋势，令人感触良多。

【注释】

[1]《读通鉴论》卷五。

[2]《存学编》卷一。

[3]《朱子语类评》。

[4]《颜习斋言行录》卷下。

[5]《颜习斋言行录》卷上。

[6]《颜习斋言行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