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大学生管理的新诉求

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大学生管理的新诉求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和重要特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和进步，并于2002年起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我国大学生管理内外环境的变化，大学生群体呈现出一些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的新特征，传统精英教育阶段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要求，引入对话的精神，采用对话的管理方式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管理的主要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生管理环境的新变化

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理论家马丁·特罗提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在适龄青年的15%以下时属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在15%～50%时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而达到50%以上时为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他认为，随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将发生质的变化。尽管对于三个阶段划分的具体数字标准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对于不同的国家亦会有所不同，正如特罗教授本人所说，“数字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意义，5%、15%和50%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它们不代表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你同样可以认为6%、7%属于精英教育阶段，也可以对大众化15%的标准进行新的划分”（邬大光，2003）。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及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特征乃至质的区别的判断却是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事实相符合的，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可以说，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化是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呈现的重要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和进步，并逐步向大众化阶段发展。从1999年起，我国高校连年扩招，出现了一个跨越式发展：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扩招51.3万人，增幅为47.3%；2000年扩招60.9万人，增幅38.16%；2001年扩招29.4万人，增幅13.3%；到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达90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2003年，我国普通和成人高校本专科学生突破1 350万人，实际毛入学率达到17%，已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内外关系及运行模式发生变化，从而也导致了大学生管理环境的变化。首先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的“学府皇宫”中走了出来，“广泛地为社会上的人提供学习机会，为社区提供利用大学设施的方便”（朱永新，1992：196）。象牙塔的樊蓠被打破，大学与社会间的清晰界限逐渐消失，并由社会生活的边缘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广泛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日益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高等教育办学主体日益多样化，社会各种力量都在参与高等教育的办学与管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运作在增加，与企业、工厂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强调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并根据经济、市场的需要大力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大学毕业生不再像精英教育阶段那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而是被推向市场，实行“双向选择”——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面对这一切，学校管理者不再像精英教育阶段那样手握毕业分配大权，决定学生前途、命运，而是越来越无能为力。其次，是高等教育内部组织结构与方式的变化。教师结构多样化，临床教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外聘教授（导师、科研人员等）越来越多；与规模的扩张相适应，高等教育的种类、模式、层次和职能等也日趋多样化，办学形式、质量标准参差不齐，培养规格各不相同；教学组织形式日益灵活多样，特别是完全学分制、弹性学制、自主选课制、主辅修制的逐步推行，使原来以班组为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的教育管理模式面临改革和调整；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大大拓展了学生学习、生活的空间、领域与方式；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使学校对学生的控制进一步减弱，学生生活的自主性、自由性和可选择性增强。大学生管理内外环境的变化使传统精英教育模式下的大学生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探索新环境下大学生群体的新变化，寻求新的管理理念与方法。

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大学生群体的新变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教育民主化的重要表现，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成为促进教育平等和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多，大学生群体与精英教育阶段相比也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特征。

一是大学生群体构成日益复杂多样。大学选拔对象范围大大拓宽，选拔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学生的年龄结构、生活方式、入学动机、专业志向、学历水平、学术能力和兴趣爱好多种多样。学生的家庭背景更加广泛，可以说社会各层各界的子女都拥有相对平等的入学机会，大学生的家庭背景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反映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的学前经历也大不相同，不再像精英教育阶段那样只有单纯的学校教育历程，虽然大部分仍是经过正规的高中教育而来，但也有很多是经高职、中专转考或成人高考而来，很多是中途辍学去打工而后又回来学习参加高考而进入大学，即使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学习、生活及社会经历往往也千差万别，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大学生是一个多元矛盾的聚合体。

二是学生素质下降。由于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学生生源质量呈现较大差距，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一些考分低、基础知识不扎实，而且思想认识水平相应较低的学生也跻身于大学之列。相当多的学生已不具备精英教育阶段的学生那种崇高理想以及思想修养、精神觉悟和文化素质，也不具备那样的追求精神、奋斗精神和学习毅力。

三是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随着大学“围墙”的垮塌，大学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开放特征，各种社会文化、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直奔大学校园，生活中的是非、美丑、善恶扑面而来。由于学生素质的下降，其鉴别力降低，抵御不良风气的能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易受社会生活中的不良风气和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极易染上迟到、旷课、酗酒、打架、吸烟、沉迷网络游戏与色情、网恋等不良风气，甚至其他更为严重的恶习。

四是自我中心、功利思想较重。相当多的大学生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来理解他人他物，过分强调自己的感受，却很少顾及他人的心理反应，习惯于指使支配他人，要求他人围着自己转，很少替他人着想，不愿为他人作贡献，奉献精神相对缺乏；过分注重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凡事讲“实际”、重“实效”、谋“实惠”，以个人利益和功利目标为价值取向，以实际效益衡量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行为动机，甚至为了追求金钱和物质利益而不择手段，放弃崇高的道德、价值和精神追求，堕入世俗社会。

五是学生心理问题增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三难（即学习困难、经济困难和心理困难）”学生在增多，“在学习与学历压力、经济与生活压力、就业与竞争压力等的作用下，当代大学生心理世界的双趋冲突、双避冲突和趋避冲突等比比皆是，巨大的心理压力，多重的心理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不少大学生感叹‘个中滋味谁人能知’，‘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崔景贵，2005）。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一些消极甚至阴暗的负面心态，如“社会人”的实用心态，“时代人”的浮躁心态，“复杂人”的困惑心态，“无关人”的冷漠心态，“多余人”的悲观心态，“对立人”的逆反心态（崔景贵，2001）。他们生活条件优裕，没有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砺，普遍心理脆弱，从而心理问题日益凸现，自杀、他杀等极端事件屡见不鲜，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忧虑与关注。例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与同学打牌时，因同学说他作弊，而他认为自己没有作弊，心里委屈，总认为同学瞧不起他，进而心生恨意，将其同学残杀，且是每天杀一人，连杀四人，令人震惊。

六是具有相当的不可控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由于大学生所处的内外环境的多元化、复杂化，也由于大学生自身群体构成的复杂化，大学生思想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增多，可选择性增强。加之大学生自身心理发展不成熟、不稳定，使得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呈现一定的随意性、多变性、突发性特征，不再像精英教育阶段那样容易统一控制、规范与约束，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判断、体验和自觉意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控性。

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大学生管理方式的变革

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意义在于“说明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在量上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动都要发生变化。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种理论，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高等教育要发生重大变化，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要有所准备。大众化理论就是提醒你做好准备的一种预警理论”（邬大光，2003）。潘懋元教授也指出，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不只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学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潘懋元，2001）我国的高等教育已跨入大众化的通道，与此相应这些变化也在逐步地全面呈现出来，是该我们有所预警、有所准备并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在大学生管理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大学生管理环境发生变化，使大学生群体具有新的特征，这些新变化同时也就要求大学生管理理念与方式作出相应的变革：

一是从以管理者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在精英教育阶段，管理者事实上处于管理的中心地位，管理决策、计划、规章的作出与制定，管理内容与活动的确定与施行都主要依赖于管理者，学生自始至终都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处于管理的边缘，成为管理的“局外人”。而在大众化阶段，则要求我们无论在管理的理念上还是方式方法上都要以学生为中心，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成为大众化条件下大学生管理的宗旨和名言。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学生置于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中心，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学生、激励学生，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发其潜力和天性。

二是从管理者的集中控制到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在精英阶段，学生的一切（学习、生活的内容、时间、方式、地点）都在管理者的集中控制之中，甚至连饮食起居时间、伙食标准都是集中控制的，学生的任务就是遵章守纪、照章行事，就是执行和服从，很少有自主发挥的空间；在大众化条件下，多媒体的运用、互联网的开通、现代远程教育的构建等都意味着学生不再局限于在学校里、在课堂上学习，而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行学习。学生学习、生活的空间扩大了，且都不在管理者的设定和控制之下——而且也无法进行设定和控制。随着学生行为的自由度、自主性的增强，管理者的任务变为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发挥学生的自主精神和主观能动作用，增强学生的自主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学生能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是从整齐划一到关注每一个学生。精英阶段的大学生管理强调统一性，追求整齐划一：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内容、统一方法、统一评价标准，形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在大众化条件下，大学生群体的新变化则要求我们关注每一个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和学习情况，关注他们的不同心理需要和个性特征；要求我们采取多元多样的管理方法，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从而把蕴藏在每个学生身上独特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充分激发、释放出来。

四是从权威命令到民主平等。精英教育阶段的大学生管理依靠的是管理者的权威，管理权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维持管理秩序的支撑力量和合法权利，因此“维护管理权威”至今仍然是那些低水平管理者的口头禅；管理的手段主要靠命令、指挥和强制，对违反规定者施行严厉的处分和惩罚，要求学生“要这样、要那样”的思路和作风充斥着整个管理活动。而在大众化时代，这种管理方式和作风已不再奏效，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平等的理念和相应的管理方式、方法。

总之，精英教育阶段的大学生管理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大众化时代大学生管理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上述变革取向是与当代对话的理念与精神相一致的，对话精神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生管理变革的总诉求、总概括和总的取向。通过对话的理念与路径，大学生管理能够形成新的管理理念与思维，形成一种新的管理机制，能够适应大众化条件下大学生管理内外环境的变化，适应大学生群体的新变化、新特征，能够真正弘扬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促进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最终保障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的精英诉求。正如马丁·特罗所说，“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英教育，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可以共处于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甚至共处于一所大学中”（邬大光，2003）。大学生管理中引入对话的理念与方法正是要立足于这一基点，并且超越这一基点，致力于达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精英发展。这正是探讨大学生对话管理的根本必要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