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读无趣”现象探究

第二节　语文教材“读无趣”现象探究

有一则现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无趣的经典笑话，说是有一个小学语文老师问：“雪化了是什么？”有学生回答：“是水！”这么准确的回答竟然被老师判错，因为老师的教参书上标准答案是：“雪化了之后是春天！”

类似的还有两位文学博士在自己孩子小学三年级语文题上马失前蹄的故事。叶开，著名文学杂志《收获》副编审；王琦，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叶开发现妻子王琦根本无法对三年级的女儿乔乔进行有效辅导，尤其是无法辅导女儿的语文学习。乔乔在前两年语文经常考100分，可最近拿回来的成绩单上面，成绩一次比一次低。由妈妈辅导做的语文作业，第二天拿回家后，上面经常红红地一大片叉，乔乔觉得挺委屈。

在学到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乔乔又遇到了一道难题。题目要求她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因为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乔乔欣喜而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

结果当天晚上，孩子伤心地回来。语文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班里有几个男生也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他们问老师：“为什么不能是庞统？”老师回答，在小学阶段答案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写孔明也算错。

对于语文教材的问题，叶开先生曾有如下总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他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语文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应该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美学鉴赏力。可是看看语文教育的现状：名篇佳作被分解出若干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韵味十足的古文被译成味同嚼蜡的白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文学欣赏也有了整齐划一的答案。

古人也知“文无定法”，可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偏偏是标准化的，一个“标准”不知阉割了多少文字中的灵性和自由，也让语文教育失去多少趣味。关于标准答案的经典例子发生在学者孔庆东身上。他的一篇文章被选中作为阅读理解题出现在试卷上，结果他自己居然做错了。这真是对出题者莫大的讽刺。因为有了标准答案，我们看不到诸子百家对生命本真的求索和张扬，我们看不到魏晋文章的洒脱和风骨，倒是最无味的考据和八股被当前的语文教育发扬到了极致。据说于丹的《论语心得》也被人挑出了不少错误，不知会不会有一天也出现在语文试卷上？

在某网站关于语文教育的调查中，喜欢的人只有一成多，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失败。我们的语文教育总忘不了微言大义，学起来让人沉重。已经作古的大师们随意写下的一段话，我们也要看出几层深意，分析出春秋笔法来；一段百余字的小故事，我们非要生发出洋洋洒洒上千字的感慨，而且论点论据一个也不能少。没有个性发挥的空间，甚至连自由的表达都受到约束，这样学语文，谁能喜欢？

在不少学生厌恶语文教育的同时，充满解构邪趣的《Q版语文》迷倒了一大批青少年。作者将31篇我们耳熟能详的语文经典课文彻底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三只小猪”会造房子、“孔融”爷爷是功夫高手、“孔乙己”偷窃盗版光盘、“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演艺界新星、“司马光”砸缸时碰到了流氓兔和机器猫，《背影》中的父亲在月台上做起了托马斯全旋……站在儿童心理学的角度上讲，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它的畅销意味着它比较对儿童的胃口，满足了儿童好奇、求新的需要。以后编写教材时，应该考虑到现在儿童的思维，注重少儿读物的幽默性、趣味性。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就有这样的视野，可我们的语文教育却是如此地拘泥和卑微。知道了巴金的作品，我们还一定要知道他的原名叫“李尧棠”；熟读了李白的诗篇，我们还要记住他出生在贝加尔湖畔？！这样的教育结果是怎样呢？学了12年的语文，许多大学生还写不好一个最简单的通知，就像我们学了10年英语仍听不懂外国人问路；满大街的招牌依然错字连篇；除了上语文课，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离经叛道的网络语言——这是语文教师的尴尬，更是当前应试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教材编写者，大多不为社会所知晓。或者有人会说，他们是语文教材编写方面的专家呢，出了这个圈，没人知道也不稀奇。学者冉云飞先生曾做过一个调查，大约有八到九成的老师不知教材编写者的成就，也很少看到他们的文章。冉云飞先生的女儿使用的是北师大实验教材，在读了女儿的语文教材后，对该书主编之一的情况，到网上查了一下资料才知晓。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虽然他是北师大出版社总编辑，既是教授还是博导，但我也不能就此判断他的《康德美学研究》、《西方文论史》等书学术含金量的高低。尤其遗憾的是，我没看到过他关于语文教育方面的文章，或许他只是挂名吧。倘若是没有深度参与的挂名，怎么可能真正审出语文教材的好坏来？王云五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教材的挂名主编者，但他在教育和出版方面都可称行家里手，何况他手下云集了不少编纂教材的好手。”如果不打破目前教材编写成为少数人话语霸权和少数出版社垄断“唐僧肉”的现状，那么真正有趣、能培养青少年心智的好教材，便没有出笼之机。再者教材编写应融入校园文学作家和有良好写作能力的一线语文教师，这样才能补充几乎全是学院派编写者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