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内容的扩展

第一节　史学研究内容的扩展

现代的学者们意识到史学不应该仅仅是王朝一家一姓的家谱，不再仅仅记录以帝王统治为中心的政治内容，而应有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研究对象，与民众生活相关的一切内容，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等，都应成为史学研究的内容。

一、研究对象的转移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内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演变，以帝王为中心的“君史”受到批判，学者呼吁重视“国史”、“民史”。到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民主，以及科学思潮影响，学者更明确地提出历史研究要关注民众、贴近生活。这种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转换，更是对史学内涵的新认识和新理解。虽然，传统史学中也有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又都附属于某一朝代统治需要，是帝王政治生活的延伸和扩展。

梁启超指出：“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中国史书、史学家虽多，但陈陈相因。“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那么，“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¹⁾。梁启超的批判切中了传统史学的要害，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民主的宣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前期，一大批深受民主思想、平等精神影响的学者，对旧史学的批判更加猛烈。蒋梦麟明确指出，“崇拜王侯将相草莽英雄之习惯，尚不知不觉阴伏于国民意像之中。野心家方将利用之，以图个人私利”，提倡要教授“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²⁾的历史。可见，学者们意识到研究历史不能由部分所谓的英雄来取代，而应着重关注普通民众的活动及其历史。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历史，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到彰显。李大钊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地肯定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对世界发展进程的考察，他指出，罗马帝国的灭亡、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我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功，都是民众力量巨大的体现，“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所以说，“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人物之势力，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³⁾。可见，唯物史观正是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才找到了科学理解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

可见，在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研究对象由“上”到“下”的转移，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资源。“一方面，史学从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狭隘范围里走出来，走向广大的普通民众，使其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史学冲破了政治化的束缚，研究内容扩展到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⁴⁾，使其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

二、研究内容的丰富

传统史学政治化的取向造成了研究范围的狭窄和内容的单一。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以政治史为中心，忽略其他方面的内容。“其所记者：率为帝王之更迁，国势之兴衰，战争之胜负；甚至记载妖祥，歌颂功德，而于生人有关之发明，则屏而不录。以为历史之唯一基础，即为政治事实，而编纂史籍之理论上唯一根据，亦惟有政治事实。”⁽⁵⁾简要概括，“旧日之历史，直可名之为政治史”⁽⁶⁾。第二，注重朝代更替、治乱兴衰方面的重大事件，忽视反映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传统史书要么以“撼动天地的大变乱”为主，要么以“耸人听闻的琐碎事”为资，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严重脱离，未能真实地反映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状况，不能正确地探寻社会发展规律。“吾人亦决不能于帝王之谱牒，廷臣之更迭、战争之纪录中，寻得国家之起源与性质与发展也”⁽⁷⁾。总之，传统史学狭隘的研究内容与要求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现代史学显然相差甚远。

“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⁸⁾现代史学应有广阔而丰富的研究内容，这已成为五四时期学者们的共识。“凡一切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胥为其所应注意之点；非若旧日史书之仅截取人类活动之一方面，且从此片断中取一二惊人骇众之事业而铺张扬厉也。故新历史家决不至如旧史家之以一方面之活动——如政治者，为综合人类之线索；而唯凭其见闻之可得者，尽力建设一完全而又合理之过去全景，且又侧重各时代之特著精神而已。”⁽⁹⁾也就是说，普通民众成为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那么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人类事业与生活之全体”自然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关注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传统史学对民众生活不予以关注，这种研究难免会失之狭隘。现代史学着重从普通事件中探索史实的因果关系。“所以研究历史，须于普通情形，有关于社会人类进化之阶级与法则者，特加注意；不宜仅研究关于个人生活特殊之事实，而在研究公共普通之要质，所以成就此社会者。”⁽¹⁰⁾杜威也提出：“历史的自杀政策就是不顾现在的社会生活”，“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只是现在生活情形和问题”⁽¹¹⁾。他们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生活状况，如受教育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凡是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方面都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原貌和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

另一方面，关注民众经济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既然普通民众成为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那么与民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就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今欲铲除旧史者之弊，革新之方法在‘经济’和‘思想’两方面为着眼点”，因为“由经济界之种种变化，观察社会制度习惯之种种变迁”，既与现代生活相联系，又助于增强“对于人生之见解，格外明了”⁽¹²⁾。同时，他们还认为，思想的发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社会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思想为一切生活之基础，凡文艺、学术、道德、政治莫不出于是。则究其递演之程序，而现状以致此，因果之关系，不难了然于胸中也”⁽¹³⁾。在现代史学家看来，经济、思想领域的研究是史学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领域，若能详细地研究以经济史和思想史为核心内容的历史，就能抓住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

现代史学改变旧史学以政治史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做法，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对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视，使得这些领域成为中国学者实践新史学的重要领域。关注这些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内容，既拉近了史学研究与社会发展、民众生活的距离，增添了历史研究的活力，又凸显了史学的研究价值和学科功能，丰富了现代史学的内涵，促进了史学学科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