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保护理论的研究

2.2　档案保护理论的研究

理论研究在整个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是技术、工程等其他实践性研究的基石，把握了整个学科发展的框架与方向。近十年，在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建设、档案保护策略、国外档案保护学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2.2.1　学科体系的构建

2.2.1.1　现状总述

档案保护技术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¹²⁾。经过60年的发展，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¹³⁾。

周耀林将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结构中包含理论档案保护技术学和应用档案保护技术学。作者又进一步将理论档案保护技术学分为档案保护技术学基础、档案寿命学、档案保护法规学和档案保护技术史;将应用档案保护技术学分为档案环境学、档案信息保护学、档案修复技术学和档案库房建筑学。狭义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结构的分支学科有:古代档案保护学、近代档案保护学以及现代档案保护学⁽¹⁴⁾。

金波分析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结构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重点探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材结构体系。其基本结构包括“纸质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声像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档案库温湿度的调节与控制”、“光、空气污染对档案的危害与防治”、“档案有害生物及其防治”、“档案库房建筑与设备”、“档案修复技术”、“档案缩微摄影复制技术”八个部分。这一体系结构是20世纪50年代档案保护技术学被列为档案专业必修课程后，多年的经验总结，“其特点是使学科建设与档案保护工作实践密切结合，每一项内容都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通过对档案制成材料损坏原因的研究，寻找科学的‘防’与‘治’方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学科的理论体系，促进了档案保护技术事业的发展”。但同时，这一结构体系也存在某些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全面反映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功能⁽¹⁵⁾。

彭远明对新价值观下的档案保护理念与学科发展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在新价值观的指导下，档案保护学的发展理念应注重“档案的动态保护”、“档案的整体性‘大保护’思想”和“档案的整体性保护需求”⁽¹⁶⁾。

随着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档案保护技术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体系结构中出现了“建立‘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变革传统的档案遗产保护学科体系”等新的内容，周耀林认为，“由于环境的变化，现代档案保护学科体系必然超出传统的范畴，又因为认识环境切入的角度不同，导致了对本学科体系认识方面的差异。不论如何，革新档案保护体系不仅是一种感慨和呼声，而且是大势所趋。这种革新，仅靠建立一门电子文件(档案)保护技术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纳入更丰富的内容。”⁽¹⁷⁾

针对当前档案保护技术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处理电子档案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赵淑梅主张“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指导和更新档案保护体系，将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研究范围定位在档案形成之时直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动态过程中”，“改造旧概念，引入新概念，突破旧概念的局限性，更科学完整地阐释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实质内容和技术方法”，“对档案保护人员的工作性质重新定位”，“对档案保护技术手段的研究，充分地与信息技术人员、文件工作人员合作，引入信息技术研究方法”⁽¹⁸⁾。

2.2.1.2　构建原则

关于档案保护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原则，周耀林提出，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结构的建立应遵循客观性原则、形式逻辑原则和发展原则。“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结构中各分支学科的分类及排序要体现出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内容的内在联系，反映出档案保护技术学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关系”，“同一级类别必须按同一标准划分，同一级类别之间不能交叉”，“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要结合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现状，而且要探索该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¹⁹⁾。

金波认为，构建档案保护技术学结构体系，应遵循“科学性、逻辑性和发展性原则”⁽²⁰⁾。

2.2.1.3　构建方法

在建立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结构时，应注意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各分支学科的设定既要注意到覆盖面，又要避免重复交叉;名词术语应该一致;分支学科的设置不宜过细⁽²¹⁾。

金波将档案保护技术学内容结构分为档案保护技术学基础理论、纸质档案保护技术、新型载体档案保护技术三部分。其中“档案保护技术学基础理论主要内容有:档案保护技术学概述、档案保护基础知识、档案库房建筑与设备”;“纸质档案保护技术和新型载体档案保护技术则分别针对不同的档案制成材料进行探讨，研究保护档案的技术和方法”;“在纸质档案保护技术中不但包含了档案纸张的耐久性、档案字迹的耐久性、理化因素防治技术、生物因素防治技术、档案修复技术等内容，还把档案信息再现技术、档案信息转移技术单独作为两章纳入其中”;“新型载体档案保护技术对唱片档案、胶片档案、磁性载体档案、光盘档案的保护逐一进行描述，系统、理论地探讨了新型载体档案保护的技术方法”⁽²²⁾。

当前，电子文件数量快速增加，这就对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赵淑梅提出对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进行重新构架，认为应用“生命周期理论指导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研究”，“根据文件从制作形成到寿命终结的每一个阶段的特征来因地制宜的采取最佳保护措施，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原始记录寿命的目的”。在研究方法上，应向多样化发展，移植和引进“诸如声像信息记录原理、方法，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办公自动化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在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内容上，主要内容应包括“电子文件设计制作时的保护技术”、“利用传输中的保护技术”、“脱机归档材料的保管技术”、“记录信息恢复技术”⁽²³⁾。在后来的研究中，她重申了应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指导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研究的思想⁽²⁴⁾。

2.2.2　国外理论的引进

近十年来，在档案学保护学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外，同时也注重对国外档案学保护理论的借鉴。

周耀林探讨了国际图联以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对于文化遗产“预防”的界定;分析了欧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如何身体力行地应用“预防”策略⁽²⁵⁾。另外，周耀林还对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保护工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法国国家图书馆使用的新书初始化处理、图书质量的终身跟踪、图书藏用环境的优化、消毒技术的现代化、去酸技术的半工业化、数字保护和修复技术等一整套科学的保护方法体现了其令人叹服的保护特色:现代保护技术与传统保护方法共建、实践与理论指导相结合、点面结合的保护策略、馆内合作与国内国际合作相结合。在新书的初始化处理中，法国国家图书馆采用“MEMOREL”系统，其中既有图书分类、图书物理状况方面的信息，也有图书保护方面的记载，如图书的纸质状况、封面状况、装帧情况等，记录着每本图书的质量信息。通过该系统，可以查看有关该书处理的历史记录，并根据需要做相应的处理。通过这种集成信息，保护部门对藏书质量了如指掌，这对于研究如何延长图书的使用年限有直接的帮助⁽²⁶⁾。

景卫东、杨学锋对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保护技术进行了介绍。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已形成了保护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的一套完整系统技术，从预防性的保护开始，包括储藏、拷贝、处理和大面积地去酸。该馆设置了纸品保护实验室、照片复制实验室以及缩微中心。不同的记录载体，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将纸质文件(政府记录、私人手稿、地图)放进防酸的文件夹和档案箱中;将照片放进聚酯纤维保护用品或者特殊的信封之中;将水彩画储藏在特制的保护箱中;将电影胶片储存在聚丙烯塑料盒中;将录像带保存在自动封闭的防火容器中;将录音带储存到防酸的封套里，而这些封套加了聚丙烯和锡箔作为衬里;将磁带经过精密地倒带之后，储藏在坚固的塑制防磁盒中”。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一方面以保护这些真实记录遗产为使命，同时又尽可能更广泛地让所有民众看到这些档案记录。他们采用“文件拷贝”和“大面积除酸”这两项预防性措施来解决这一两难的问题。除此之外，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不断研究保护档案的新技术，如“叶铸”、“引力桌”、“永久性纸张”技术等⁽²⁷⁾。

2.2.3　保护策略的形成

在我国，档案部门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技术成果的开发，却忽视了非技术领域的研究。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档案保护策略的探讨不够全面和系统。近十年来，关于档案保护的许多研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周耀林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影响档案遗产保护的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对准则层、措施层因素的权重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档案遗产保护应坚持“以技术为龙头，统筹兼顾，促进档案保护各个因素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档案保护策略”⁽²⁸⁾。

张美芳认为，档案保护中“管理与技术并重”的提法更加严格、科学，但并重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有的就必须看重于技术，比如修复珍贵文献资料时，一定要有技术高超的修复人员。有的就要看重管理，如突发事件面前，首先是分清主次，采取应急措施，这些措施就是管理的内容。实现以“管理驱动技术，技术实现管理”⁽²⁹⁾。无独有偶，赵淑梅在《论档案保护技术与管理的关系》一文中，也针对当前实践中强调技术忽视管理的现状，提出档案保护中技术与管理应协调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技术，机制在于管理。因而，解决档案保护问题，不仅仅是依靠科学技术，还要借助于科学的管理。不仅要在档案保护的实际工作中协调好技术与管理的关系，而且要在人才培养、专业知识体系的架构和科学研究中都能贯彻保护技术与保护管理的协调发展，使管理和技术这两个轮子共同成为推动档案保护事业发展的动力⁽³⁰⁾。

华林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类别构成、价值特点，提出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征集抢救和技术保护的政策与措施，这些政策包括:接受政策、征集政策、保护政策⁽³¹⁾。

郭莉珠从档案文献质地、创造最佳保存环境及进行养护性修复三方面论述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基本对策⁽³²⁾。此外，她率领的团队在分析目前我国濒危历史档案抢救与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濒危历史档案抢救与保护的工程化管理策略:①制订濒危历史档案抢救方案;②构建濒危历史档案抢救信息平台;③建立抢救档案;④制定抢救材料和方法标准或规范;⑤规范濒危历史档案抢救工作流程;⑥建立濒危历史档案抢救评估机制;⑦完善档案保护教育培训及资质认证制度⁽³³⁾。

马翀提出对历史档案实施分级保护策略。按历史档案的载体损坏等级和信息价值等级，用四分法划分为载体损坏一级、载体损坏二级、载体损坏三级和载体损坏四级;同时，根据历史档案信息价值的多寡和稀缺程度，参照文物等级划分的三分法将其划分为信息价值一级、信息价值二级和信息价值三级。根据不同等级的修复规范对不同损坏程度的历史档案采取不同的修复方法，达到不同的修复效果;同时，根据特殊的预防性保护规范对高价值量的历史档案给予更科学合理的保管方式和保存环境，从而有效预防档案病害的发生⁽³⁴⁾。

张美芳对档案保护技术战略评估进行了研究，介绍了“定量方法”、“定性赋值的方法”、“结果组合评估方法”，提出评估应由档案保护技术的管理部门执行，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聘请专门化人才进行档案保护技术的评估，也可以通过组成国家档案保护技术管理办公室或专家团，发挥主管部门和专业人士的作用，及时了解保护技术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实施情况，纠正偏离计划情况的发生，为技术管理提供技术培训标准方针与程序制度等方面的支持，以确保保护任务正常有序地进行⁽³⁵⁾。

在电子文件保护中，刘家真认为应“在信息存储载体失效与受损前尽早将档案内容信息转换到更为稳定的载体上”;“把握迁移时机”;“应选用更为稳定、更耐久的材料作为转换载体”;“用模拟记录的方式更新载体，应尽量减少更新的代数”;“根据被转换对象的特点，选择相关技术”;“对复杂的数字对象慎重地采用更新与迁移技术”;“更新与迁移过程中，必须维护档案的真实与完整”。⁽³⁶⁾彭远明则提出，应注重“有意地制作和利用数字遗产保护”;“通过有效的技术方案来维护数字遗产的信息安全”;“对数字遗产的信息与载体实现科学的管理”⁽³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