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华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一、为华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英美法等国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并且视租界为他们的统治地盘。上海租界内的教育是上海近代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租界当局长期不重视教育，直至1927年，租界的教育发展仍然迟缓，公立学校以西童为主，华童教育受到歧视且学校极少。以公共租界为例，管理机构“工部局”拒绝设立华童小学，仅有4所招收华童的公学由来是：1904年由华商捐款3万两白银创办的华童公学，1912年至1917年，工部局陆续将英籍犹太人创办的育才公学、华商聂云台创办的聂中丞公学、科技先驱徐寿创办的格致书院改属租界当局，按英国模式办学。^[2]1928年起，租界内的华人子弟教育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一）“收回教育主权”的历史背景

20世纪初叶，国内掀起的“收回教育主权”声浪不断高涨。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首次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口号；次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召开，在陶行知、马寅初、范源濂、章太炎、马君武、陈鹤琴等著名学者、教育家的共同倡议下，会议通过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提案。1925年，上海爆发的与帝国主义血腥镇压相抗争的五卅运动，也大大推进了人们对主权问题的思考，促进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8年春，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在著名爱国学者韦悫的主持下，针对租界当局多方为西侨子弟办学、漠视华人子弟教育的不公状况，以及私立学校办学不良无人过问，华人的社会教育环境恶劣、设施全无等现象发表收回教育主权的宣言，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拥护。据陈鹤琴192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公共租界上百万华人担负着90％以上的捐税，但租界当局用于华童教育上的经费少之又少，甚至比工部局西乐队的经费支出都多出有限。华童学龄儿童为138771人，入学者只有1225人，仅占学龄儿童总数的88‰；而西童有1695人，入学者达到1445人，占西童学龄儿童总数的85％。中西儿童入学者相差竟10倍。因此上海有识人士要求为租界中的华童设立基础教育学校，并由国人主办的呼声日益强烈。1928年4月，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起而响应，在交涉增加华人董事名额的同时，向租界当局提出了改革租界教育的提案，包括设立华人教育委员会和华人教育处，增加华人教育经费，改善华童教育，现有的4所由英国人主持的华童公学行政人员须聘华人等。

公共租界当局为自身利益，调整策略，以增加华人纳税的捐税换取增加华董、华委名额的要求。此后华董、华委们经过精心挑选，决定推荐并敦促工部局董事会邀请有留学美国背景，并在儿童教育方面有建树、有声望的陈鹤琴出任该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主持租界华人基础教育的事务，以体现中国教育主权。工部局的英国人势力迫于舆论压力，勉强通过华董提出的议案：为教育租界内华人子弟起见，先设立3所华童小学并由中国人来办学。但附加了这样一个声明：此系试办性质，办得好，办下去，办得不好，仍旧由英国人来办。爱国心极其强烈的陈鹤琴知道后非常生气：“岂有此理，为什么中国人办不好？我们来办给他们看。”^[3]在这种局面下，1928年夏天，陈鹤琴怀着对南京创下的“新教育”事业的不舍之情，怀着收回教育权为中国儿童办学的时代使命感，力排众议，挺身而应上海华人纳税会和工部局教育委员会的聘请，自此开始了他在上海长达11年的教育行政生涯。

（二）共倡教育民主和科学的实践积淀

陈鹤琴被挑选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绝非偶然，这与他的人生积淀有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改革运动兴起之时，留美回国后的陈鹤琴在爱国救国的热浪中，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声中，踌躇满志地从上海来到中国著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府（后改名东南大学），教授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课程，与郭秉文、陶行知、郑晓沧、廖世承、陆志韦、俞子夷、涂羽卿等教授共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与此同时，抱定通过教育儿童，实现使“老大中国变为少年中国”志向的陈鹤琴，也开始了他求真求实的拓荒者之路。陈鹤琴回国后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教育论文《学生自治之结果种种》，于1919年11月刊登在新教育共进社创刊于上海、由蒋梦麟任主编的《新教育》上。此后，陈鹤琴的一系列重大教育科学研究成果都是通过上海出版界相继面世，对推进中国教育科学化、民主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21年，奉“以启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的上海著名刊物《东方杂志》上，连载了陈鹤琴《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文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将革新婚姻观念、解决婚姻问题的关键归结到普及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发展上。陈鹤琴的独到见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其注重实证的调查研究方法及文章的价值，深受李大钊先生的热情赞扬和推崇。

1922年，陈鹤琴历时两年多研究编写的《语体文应用字汇》，在时由陶行知任主编的《新教育》杂志发表。这是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对普及教育运动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为当时推广白话文、编写小学课本、平民识字课本等提供了用字的依据。1928年，该成果列入中华教育改进社丛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陶行知在此书序中说，我国研究应用字汇“以陈鹤琴先生的研究最有系统”。

1921年，作为高等师范学校丛书，陈鹤琴和廖世承积教学与试行智力测验成果合著的《智力测验法》问世。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智力测验知识的专著，对于20年代的教育测验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实际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因而成为我国教育测验运动开端的标志。从1922年到1924年，陈鹤琴编写中小学各项科目的有关测验的小册子10余种；1925年，陈鹤琴和廖世承又合作完成了内容更加翔实，科学化、中国化的方向更为突出的专著《测验概要》，这些教育测验类书籍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陈鹤琴撰写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两本专著，分别被列为东南大学教育丛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的著作内容涉及儿童身心发展的各个领域。陈鹤琴以自己的孩子一鸣作为实验和研究儿童心理的对象，从出生开始，对其身心发展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和记录，包括幼儿动作、好奇、模仿、游戏、言语、记忆、想象、知识、能力、思维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这是现代中国学者最早运用观察实验追踪记录的方法，以中国儿童为对象，有目的、有系统地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进行个案研究的开端，所运用的方法、论点，均体现了他的独创精神。这本我国最早的儿童心理研究专著，不仅奠定了陈鹤琴在我国儿童心理学研究方面开拓者的地位，也成为他日后儿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思想源泉。

《家庭教育》是与《儿童心理之研究》相得益彰的姊妹篇，是陈鹤琴将他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用于家庭教育的经验总结。陈鹤琴认为：研究、了解儿童，是为了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去教养儿童，使儿童教育科学化。《家庭教育》是陈鹤琴数年来对长子一鸣及女儿秀霞所进行的“研究和经验实地的所得”。书中提出了101条教育原则，注重科学依据，提倡民主精神，重视人格培养，追求教育的艺术境界，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精神，是科学化、民主化、艺术化的有机统一。这是我国第一本在现代儿童学原理指导下，结合亲身育儿经验写就的著作，出版后受到学界和民众的普遍欢迎。陶行知先生曾作序《愿天下父母共读之》，称赞此书为“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它奠定了陈鹤琴作为现代家庭教育拓荒者的历史地位。

1928年，上海华人纳税会的华董及华人教育委员之所以选择陈鹤琴，不仅因为他有留美学教育的学业背景，还在于陈鹤琴在儿童教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已成大家；并且之前一年在南京创办幼稚教育、整顿和建立全市基础教育，业绩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