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学的科学基础

二、教育政策学的科学基础

由于涉及教育政策的科学基础问题会遇到意识形态、世界观等诸多外来因素的干扰，因此，教育政策的制定并非只是一个技术手段即可解决的问题。当然在制定或施行某项教育政策之时，必要的技术手段是重要的研究方面，但要制定一项理想的教育政策，首先涉及如何以科学为基础来设定教育政策目标的问题。

德国学者斯普兰格指出：政策具有一种关于国家的制度和行为的学问的意味。他还强调：这里所说的国家制度和行为并不是指法治国家中被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或被裁判的行为。因为法律及裁判的行为是基于一定的法律规定，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符合合理性原则的活动；而政策则不同，它是在一定的行为基准的范围内进行自由创造的行为。因此，我们若把根据一定的基础，并在某种范围内进行的合理活动称为“行政”的话，那么“政策”与“行政”之间大致具有以下区别：（1）“政策”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行政”是一种合理性活动。（2）因为政策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所以其间存在着个人个性决断的余地；而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行动的行政行为，它只是一种再生产的活动，作为一种受到局外限制的行动，其中绝不可掺入个人的主断意愿和决断。^[10]

另一个学者卡尔·马哈依姆（Karl Mannheim）^[11]也曾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作为社会的国家生活，大致存在着两个不同特性的侧面。其一是具有一定形态的社会性事件不断地出现并形成重复的系列，而其另一个侧面是在目前形成过程中的社会事件。马哈依姆把上述第一个侧面称之为“日常的国家生活”，而把第二个侧面称之为“政治”。他认为社会的国家生活即使在瞬间存在，它们也表现为同时具有以上这两个侧面的特征。当然，上述两个侧面之间的区别，要予以完全把握是困难的。但是在对社会的国家生活进行分析研究之时，区分上述的两个不同特性的侧面则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对此进行剖析的话，则可以把日常的国家生活归类于“被合理化的领域”，而把政治归类于“非合理的活动范畴”，也即，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被合理化了的机构里及在一定领域中存在有非合理化的活动。比如，某行政官员根据事先规定的行政文书进行处理，裁判官根据出台的某项法律条款对某案件进行判决等都属于被合理化了的机构内的行动。这是根据原则，依据规则行事而非依照个人的决断所采取的行动，因此这样一种行动可以被冠名为再生产性的行动。而与此相对，在尚未被规则规定的状况下，而又迫于某种场合必须进行决断的行为，则属于非合理化范围内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往往本着个人的意愿。

根据上述马哈依姆的分析，社会的国家生活既包括日常的、再生产的、合理的侧面；同时又包含有一致性的、创造性的、非合理性的侧面。这一一致性的、创造性的、非合理性的侧面就是政策（或政治），而斯普兰格认为政策的行为应不包括在被法律规定的行为或判决的行为之列，看来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由此，教育政策的科学基础问题似乎又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1）为推行教育政策所必需的技术手段问题；（2）从理想的观点出发设定教育政策的目标问题。

教育政策的科学基础问题如果如以上所分析的那样分为两个方面的话，那么对于前者的技术手段问题赋之以科学基础的话是能够做到的，困难的是对教育政策的目的设定如何赋以科学基础的问题。一般来说，价值设定是科学性思考活动中层次最高，但同时也是最富危险性的问题。同样，教育政策的目的设定也是教育政策科学考察中层次最高但也最具危险性与挑战性的课题。因为，且不论教育政策具有着教育的特征，即使是就一般政策而言，基本上亦是基于现状出发的原则，而其目标又要高于现状，即具有面向未来的特点。换言之，政策制定的走向应该是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其功能在于在现实与目标之间形成一股积极的推动力，并通过政策的实现来缩短现实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简言之，政策制度是一种基于一定的世界观或是一定的理想，并以现实为基础而面向未来目标并与之接近的一种有目的的意识行为。由此，政策也可被视为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政策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是信仰和世界观领域争斗的工具，例如中世纪教会与国家对学校教育的争夺。而教育政策又是受世界观、阶级立场、意识形态影响的，因此如果割裂科学基础，则必然导致整体利益的缺失。所以，制定政策并不仅是一个技术手段运用的过程，其需要坚持的是一个“要不要以科学作为基础”的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