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之论列

史料只是一些可以供建筑用的材料，欲为史的建筑，必须另加一番绳墨工作，审量其合用者，为之节错，淘汰其不合用者，弃作燃料，然后肯构肯堂的大厦始能成立。我们仅收集若干史料而不加工建筑或建筑得不合时宜，仍无何种用处。故史实之论列其重要更甚于史料之搜集，盖非此将前功尽弃也。

我国学者论列史实之方法有三种范型：一曰编年，即纪事以年为纲；二曰纪传，即纪以包举大端，以年为纲，传以委曲纪事，列事为主；三曰纪事本末，即以事为纲，分类编纂，自为首尾。此三种各有长短，惟普通史籍则以采用第三体为便，并能予读者以系统观念也。在体例上，近代中国教育史自然可以采用纪事本末的方法，但内容却不可如旧本之以帝王君相或英雄豪杰为主体，而以其他一切事实为辅。治近代中国教育史者，对于近六十年之中国教育的倾向首当注意它是由专制的到民治的，由集权的到分权的，由农业本位的到工业本位的，由军国主义的到资本主义的，由政教分离的到政教合一的；次当注意此六十年之教育的更张虽然很多，但实际上一切势力还不曾达到民众的心里，所以一般民众对于学校教育之信任心仍不及其对于私塾之信任心；第三要注意教育对于国家改造的力量，非在国民教育上植强固的基础，无论他种教育如何蓬勃，终属无用（民国十六年之政治现象可为佐证）。所以我们治近代中国教育史虽也如治他种历史一样，有“求因”“明变”的两大目的，然而我们更有超于其他一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从六十年来的事实中求出教育上民治的趋势与民众的意识之实证来，以为建设“中国的”教育的借镜。故本书的论列，虽然决不以感情抹杀事实，故意排弃君相英豪与教育有关系的记载，但对于民众的教育事实尤为重视，此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故在此特别提出。

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