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下，进退不由”史实真相

“扬州城下，进退不由”史实真相——《＜指南录＞后序》注释辨正

《＜指南录＞后序》一文之注释，以所谓“守门人谈话”解释文天祥一行离扬州趋高邮原因。此说颇可商榷。试述其滥觞并为辨正如下：

南宋德祐二年（1276）三月初三“早食后”，文天祥一行十二人真州被逐。是夜三鼓，辗转抵扬州西门三十郎庙。文天祥急驰扬州，“欲待旦求见”（《＜指南录＞后序》），及至扬州城下，却一改初衷北趋高邮，个中缘由，颇费史家猜测。

《宋史·文天祥传》对文天祥离开扬州之原因解释如下：

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谈：“制置司下令备文丞相甚急。”乃东入海道。

这一说法令人生疑。文天祥一行夜驰扬州，目的是面见维扬帅李庭芝，消除误会联袂抗元，岂会因“候门者”一言而变更计划绕城北去？李庭芝对文天祥疑忌甚深欲加戕害，乃文天祥一行意料中事，何致令其惊惶失色，“急遽离去”？

《宋史纪事本末》看出事有蹊跷，乃强化《宋史》之说而改动一字曰：

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谈：“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众相顾吐舌，乃变姓名为清江刘洙，东入海道。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所载略同。引文改“备”作“捕”，似乎杀身之祸迫在眉睫，文天祥只有遁去一途了。然李庭芝诛杀文天祥之手令，文天祥已于真州城外亲眼目睹，冒死犯难急趋扬州者，乃图复国中兴，至于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言文天祥畏“捕”而逸，依然难以令人信服。

中学教材之注释，或许以为“候门人”之语尚不足以促其离扬，于是依循前说而进一步“发挥”道：

天祥到扬州城外，听守门人说制置司正下令捕他，他就改变姓名逃走。

于是，“候门者”摇身一变而为“守门人”，因此，所谓“守门人”谈话亦就成了解释文天祥去扬原因的时髦说法。

事实上，所谓“守（候）门人”谈话完全是莫须有之事。文天祥趋扬去扬皆为觅求救国良策。趋扬，目的是“纠合两淮复兴”；去扬，是因为看到了另一条复兴之路。

文天祥同乡、庐陵人刘岳申撰《文丞相传》，对文天祥去扬缘由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明日至扬州。杜浒谓：“制使既不见客，必且死于城门，不如且避哨，以夜趋高邮至通州，渡海归江南见二王。与徒死城下，万万不侔。”金应又谓：“出门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达？与其死于彼，不如死扬州，且犹冀未必死。”

天祥计未决，而从行者四人，已负腰金逃矣。不得已，去扬州城下。

该传明载，文天祥部属在扬州城下就去留大计有过争论。文天祥挈友、京口脱险策划者杜浒提出了复国另一方略，而文天祥则“计未定”。值得注意的是，该传绝口不提所谓“守（候）门人”谈话，亦不载所谓“制置司下令备（捕）文丞相甚急”之语。

明胡广撰《丞相传》，重申该传之说。文字悉同。《＜丞相传＞跋》云，刘岳申“去丞相未远，乡邦遗老犹有存者，得于见闻为多”，“事迹敷实可征”；而《宋史》本传则“简略失实”“间有抵牾”。胡广之评论，显然也涵盖着对文天祥去扬原因所作的不同解释。

笔者认为，在文天祥去扬原因这个问题上，刘岳申之说材料确凿翔实可信，《宋史》本传之说于事无考于理不合。

据《文天祥全集·指南录》，文天祥甫出真州，“不得已趋扬州，犹冀制臣之或见谅也，既至城下，风露凄然，闻鼓角有杀伐声，彷徨无以处”。斯时，杜浒建议：“夜趋高邮，求至通州，渡海归江南。”杜浒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其时，由淮入浙，通州海路已成唯一通道，只有渡海归南，拥戴吉、信二王，方可号令天下。文天祥对杜浒之见不能置若罔闻。而跟随文天祥二十年之书吏金应极力反对：“五六百里而后至通州，何以能达？与其为此受苦而死，不如死于扬州城下，不失于死于南，且犹意制臣之或者不杀也。”“纠合两淮复兴”是文天祥京口脱险以来殚思竭虑的救国方略，就此委弃，心有不甘；而对金应之见亦不能断然否决。故文天祥进退维谷难定一尊。

恰在此时，文天祥帐前将官余元庆（此人离扬后引三人携款叛逃）引一卖柴人至，卖柴人愿“导之高沙”。文天祥仍举棋不定：“从金之说，恐制臣见杀；从杜之说，恐北骑见捕，莫知所决。”然情势危急万分，时间已不待人：“时晓色渐分，去数步，则金一边来牵住；回数步，则杜一边又来拖行。”文天祥欲行又止，欲止又行，就这样被杜浒等人簇拥着离开了扬州，“随卖柴人趋其家”。文天祥诗记其事曰：

路边邂逅卖柴人，为说高沙可问津。

此去侬家三十里，山坳聊可避风尘。

这首小诗，正可解释文天祥离开扬州的原因。

这就是《＜指南录＞后序》中“扬州城下，进退不由”一语蕴含的全部史实。

上列引文，皆文天祥亲述之辞，诚可信。《文天祥全集》中，提及扬州“候门者”的唯一文字是：“候启门者无虑百数，城上问何人，从他人应答。”从这些文字中无论如何敷演不出所谓的“候门者”谈话，也难以证明淮东制置司已发布缉捕文天祥的公文。反倒证明，文天祥一行从容应对，并非“相顾吐舌”，更未急遽离去。敦促文天祥离扬的，既非“候门”人，亦非“守门人”，而是“卖柴人”。

那么，是《指南录》“漏记”了“候门者”谈话、抑或文天祥讳言其事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初二晨，收到真州方面转来的文天祥亲笔书函后，李庭芝“不暇深省”“以为奸细而欲杀之”（《指南录·出真州》）。是日上午，李庭芝即遣“提举官”持“小引”（手令）急驰真州，令真州守将苗再成就地锄奸。苗再成打发提举官后，权衡再三，乃于初三晨逐文天祥于真州小西门外。旋派出名为护送、实可相机行事的张、徐二路分（小头目）及五十军士，其任务是：觇文天祥等人言语行踪，若有破绽立予格杀。若非文天祥从容应对坚请如扬，而张、徐二路分为其一片赤忱感动，则文天祥一行早已被杀。而在扬州方面，李庭芝决料不到苗再成竟会抗命逐客，而必误以为文天祥已被处决真州。故此时，李庭芝没有必要发布缉捕文天祥的命令。

张、徐二路分辞别文天祥回返真州的时间是初三夜晚，地点是在与扬州近在咫尺的扬子桥。二路分未入扬州，则真州方面转来的文天祥已脱身如扬的情报，第二天即三月初四李庭芝始可接获。而事实上，文天祥初三之夜未入扬城，这无疑坐实了李庭芝先前的判断，随即发布了缉捕文天祥的公文。——这一时间，当不会早于初四上午。那么，可以肯定，初三夜三鼓，文天祥一行潜至扬州城下之时，淮东制置司的缉捕公文尚不可能发下，文天祥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所谓“候（守）门者”口中听到关于公文内容的谈论之辞。

“至高邮，制府檄下”，三月初六，文天祥抵高邮城西，始闻其事。这一点，《指南录·至高沙》言之甚明：“闻制司有文字报诸郡：‘有以丞相来赚城，令觉察关防’，于是不敢入城，买舟急去。”此说正与上文推断的时间完全吻合。

（原载《文教资料》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