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科书表述日本侵略史实

在日本教科书问题影响周边外交的形势下，一些日本人萌发了解邻国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如何在本国教科书中表述日本侵略战争的愿望。热心的日本青年成立了“世界教科书读书会”，合作翻译研究东南亚各国的教科书，《军国主义———从东南亚的教科书看日本》（合同出版社1971年刊行）即其活动成果。该书作者指出：“这些国家的教科书，一方面承认日本人打倒了西方人的威信，激励了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载入很多具体事例”。例如，菲律宾的教科书写道：“菲律宾国民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日本军靴下痛苦生活。残忍的征服者使他们热爱的国土荒废。敌人在他们的土地上生存，因此他们遭受饥饿。”印度尼西亚的教科书表述说：“傲慢的日本人明显地虐待印度尼西亚人，仅仅几个月时间，对日本人的热烈欢迎就变成了恐怖和仇恨。”马来西亚的教科书写道：“日本军队凭着侵略当初的残暴性，已经离间了大部分当地居民。日本军政特别是残忍的宪兵队不能使人喜欢日本人。”这些国家的教科书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表述之多，远远超过日本的教科书。[27]

此外，越田稜编写的《亚洲教科书中日本的战争》（梨木舍出版），详细翻译介绍了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教科书。例如，新加坡初中历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英文初中教科书《现代新加坡社会经济史》（龙格曼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记载日本侵略新加坡的事实。“英军投降后的新加坡”：“新加坡人在123年间生活在和平之中。日军进攻新加坡时，人们不得不体验战争的恐怖。日军占领岛屿三年半，带来了更大的损失和困难。这个时期是人们所知道的日军占领时代。英军刚刚投降，新加坡的城镇立刻变为恐怖之城。许多建筑物被破坏，很多尸体横卧在道路和烧毁的建筑物中。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俘虏被强迫清扫街道和埋葬尸体，而且，缺乏水、电和煤气。表示升起的太阳的日本旗被挂在家门口。新加坡的名称变成了昭南岛。‘昭南’的意思是‘南方之光’。但是，这个‘光’并没有放出明亮的光辉，新加坡人在日本统治下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教科书关于“宪兵队的恐怖”写道：“关于日本军警的宪兵队有很多可怕的话题。一提到‘宪兵队’，人们就会感到心里充满恐怖。宪兵队在全岛布满特务。谁都不知道可以相信谁。被特务通报给日军的人，被带到设在果树园大街上的YMCA、女皇大街平民女子学校的宪兵队内，他们在那里受到极为残酷的刑讯，因此，许多人来不及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告诉别人就死去了。‘水刑’是日军最常用的普通刑讯方法。放倒被捕者，把大量的水从口、鼻灌进去。有时，这种残酷虐待要反复进行几个星期。”

1988年10月，一则新闻报道在马来西亚引起轩然大波：在自民党议员等日方人士的压力下，马来西亚已经审定合格的高中英语教科书，被删除了一句话：“日军士兵在马来西亚把婴儿抛向空中，用刺刀刺杀”。报道立即激起马来西亚民众的愤怒。1989年初，马来西亚政府一次性购买了8000册刊登日军枪刺婴儿插图的中小学英语学习副教材，分发到全国中小学校。1988年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中学二年级的教科书、M. 挞牟比拉佳所著的《历史中的马来西亚》，专设“宪兵队”一节，描述日本宪兵的残酷行为：“宪兵队是普通人感到非常恐怖的组织。无论是谁，宪兵队把被逮捕者都看成有罪。现在被逮捕的人仅被认为有嫌疑，直到在法庭上证明他的罪行，嫌疑人是不能看成罪人的。可是，宪兵队把嫌疑人如同罪行被证明的罪人一样对待，为了使无罪者供认有罪，进行各种各样的残酷拷问，拔掉他们手脚的指甲。日本占领时代是马来亚国民恐怖的黑暗时代。国民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因为日本人把自己的文化带到马来亚而产生了混乱。这可以通过带到这里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解。”这册教科书还记载了当时的日语教育：“所有学校都教日语。当地居民被训练成日语教师。日语讲得好的人被作为公务员分派好工作。就这样，他们使国民学习日语，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协会里，开办面向成人的教室。报纸也有学日语的特别篇幅。在学校还讲授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教日本人的问候方法，日本的习惯和歌曲。当时，全国都知道日本的国歌《君之代》”。

菲律宾的教科书这样记载1942年1月以后日本军政统治下的历史。高中2年级的英文教科书《菲律宾的历史与政治》（里昂迪比克·C. 拉库萨玛那著，长生鸟出版社1987年版），记述了日军残酷虐待菲律宾和美国俘虏的事实“死亡行进”：“包括16名将官在内，7万多菲律宾人和美国士兵，在巴坦扔掉了武器。投降以后，他们受到胜利者———敌人的残忍对待。尽管他们由于饥饿、干渴、疾病、疲劳而极度衰弱，仍然被强迫走完从巴坦的马里倍雷斯到邦板牙省的圣费尔南多的全部行程。在这次臭名昭著的‘死亡行进’中，大约有1万名菲律宾人和1200名美国人死在了路上。在圣费尔南多，幸存者全部被装入加盖的货车，带到在塔拉克的恰帕斯设立的奥墩内尔战俘营关押。结果，大部分人因饥饿和疾病死亡。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回到家人的身边。”

在日本长期进行殖民侵略的中韩两国，各种教科书详细表述日本的战争罪行。中国教科书汲取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重点表述日军侵华期间残害民众的“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等代表性历史事件。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李垄庚编）一书，具体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被屠杀的人数、地点、对象和屠杀的方法，以及日军烧毁房屋等罪行；关于“731部队”的表述还包括石井部队在宁波、常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散布鼠疫等传染病细菌，伤害中国军队和平民的细菌战罪行。

韩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间最长。韩国高中《国史》（下册）教科书（国史编纂委员会等编，大韩教科书出版社1988年版），在“日帝的民族抹杀政策”的标题下，表述二战期间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实况：“日帝下达战争总动员令，在加强韩国的人力及物质掠夺的同时，强行推行民族抹杀政策。在日帝‘内鲜一体’论、‘日鲜同祖’论、‘皇国臣民化’等无稽之谈的基础上，不仅禁止韩民族的母语教育和历史教育，甚至强逼韩民族从事他们的迷信行为———皇国臣民誓词、遥拜宫城、正午默祷等。反抗这些行为的学校被关闭，反对参拜神社的基督教信徒被投入监狱，还出现了殉教者。不但如此，还通过‘创氏改名’强迫人们把原有姓名改成日本名。为了征集战争物资，日帝不但夺取粮食和各种物资，而且实行志愿兵制度把青年送上战场，不久，又改成征兵制，强制动员他们到日本、中国、印度支那和太平洋各个岛屿（作战）。在此基础上，日帝毫不犹豫地让妇女为侵略战争作出牺牲。另一方面，为了榨取劳动力，把很多人征用到战场和军需工厂，在危险的劳动条件下像奴隶一样残酷驱使，造成许多人死去”。[28]韩国教科书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述十分严厉，民众也非常关注日本官方对其侵略历史的认识。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教科书关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等史实的表述，“仍然没有克服战前教科书的错误，如‘太阁征伐朝鲜’、‘加藤清正打虎’等”，教科书的总体倾向是，“朝鲜被描写成传达中国文化的中转地，或者是日本侵略的对象”———旅日韩侨、金达寿和姜在彦两位学者，比较研究了10种日本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提出以上结论。

事实表明，日本军警对亚洲邻国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仍然活生生地再现于各国的教科书中，几乎所有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的教科书，都有关于日本宪兵队的表述，他们也没有忘记日本对民族认同的标志———本国语言的压抑。另一方面，各国教科书对于本民族反抗侵略与奴役的辉煌斗争的历史充满了骄傲与自豪。1982年和1986年日本教科书引发的外交风波证明，日本政府企图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国家形象提高政治大国的地位，结果事与愿违，激起邻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和批判，道理就在于此。

[1]《人民日报》1982年7月20日。

[2]~［日］森川金寿：《教科书与审判》，第101~102页。《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1982年9月17日，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附录五，日本教科书问题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237页。

[3]［日］《“审定”在政治中动摇》，《朝日新闻》2001年3月13日。

[4]［日］《关于“政府见解”的市民意见》（1982年8月31日），引自山住正己：《何谓教科书问题》资料，第69~70页。

[5]［日］山住正己：《何谓教科书问题》，第54~61页。

[6]详见《文艺春秋》1984年第12期，李秀石：《日本部分右翼势力继续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1985年第2期（总第13期），第26~27页。

[7]［日］横山伊德：《三·一六最高法院判决与历史学》，引自安在邦夫等编：《屹立在法庭上的历史学》，第387页。

[8]李秀石：《石岛纪之谈日本的中日战争史研究动向》，《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1986年第1期，第32~34页。

[9]李秀石：《日教组代表团谈日本教科书问题之现状》，《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1985年第5期，第30页。

[10]王智新等：《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11]［日］堀幸雄：《战后的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93年，第257页。

[12]［日］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关于新编〈日本史〉的发刊声明》（1986年5月27日），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徹底批判『最新日本史』」、学習の友社2002年、第103頁。

[13]［日］森川金寿：《教科书与审判》，第106~107页。

[14]王智新等：《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第109~110页。

[15]［日］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徹底批判『最新日本史』」、学習の友社2002年、第116頁。

[16]［日］俵义文：《亚洲如何认识教科书问题》，《市民传媒》2001年12号，第62~63页；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徹底批判『最新日本史』」資料編、第116頁。

[17]［日］俵义文：《亚洲如何认识教科书问题？》，《市民传媒》2001年12号，第62~63页。

[18]［日］《读卖新闻》1986年9月9日。

[19]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778页。

[20]［日］《朝日新闻》1986年7月8日。

[21]［日］森川金寿：《教科书与审判》，第105页。

[22]《人民日报》1982年6月2日。

[23]［日］森川金寿：《教科书与审判》，第107页；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下），第778~779页。

[24]［日］《朝日新闻》1988年5月14日。

[25]［日］浅井基文：《日本外交的反省与转变》，岩波新书1989年版，第35页。

[26]［日］中村纪久二：《教科书的社会史》，第238页。

[27]［日］引自山住正己：《何谓教科书问题》，第47~48页。

[28]［日］越田稜编著：《亚洲教科书中日本的战争》，梨木舍出版，引自森川金寿：《教科书与审判》，第110~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