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科学的大众化
人民科学观的确立，推动了人民科学的发展。而为了人民科学的发展，科学就必须真正转向人民。因此，科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本土化问题的探索就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知道，科学的本土化和大众化工作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提出并开始了实践。但由于当时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索只存在于少数科学家那里，而并未成为科学界的共识，特别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方向不明，科学文化观未能也不可能正确地摆到人民这一边，这一探索最终未能完成。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科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本土化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新的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效。
与人民科学观紧密相连，科学大众化是建国以后科学界的重要话题。科学家们认识到，自然科学在中国虽然已经提倡了几十年，但始终不能生根的原因之一，主要是从事科学的工作者未曾深入群众，以致科学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象牙塔里面。这些“孤高独赏的科学家们”“标榜着‘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招牌，撑着‘科学无国界’的似是而非的幌子，鄙视科学大众化。”(56)他们认为所谓“科学的大众化”就是“要确立人民大众的立场，就是说：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应有一种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热情和决心。”(57)就是要“将大众的问题搬到实验室里，而研究的结果，倒过来重新回到大众的面前。”(58)因此，他们认为：“科学之应大众化，为天经地义之事。唯有如此，科学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而科学本身，才有希望不断的提高。”(59)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大众化呢？1950年1月，《科学大众》杂志发表一篇题为《论科学大众化》一文，最典型地反映了时人的探索成果。作者杨钟健以科学刊物和科学陈列馆等为例指出：“科学家研究的材料，即是日常事务，但是研究出来的结果，反而很深。要使大众能够了解，而没有其间许多阶段以为联结，是不可能做到大众化的地步的。”比如科学的专门性刊物，必须要有以下几种：既要有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也要有为一般大众看的；更要有在各方面刊物中渗入更通俗的科学材料。这就如同一个梯子，由上往下的人逐步下降，由下往上的人，也可逐步而上，自然可以达到大众化的目的。这个梯子应有以下几个阶段：①专门性刊物（如专门学会的研究报告、研究机关的专门报告等）；②普通的科学杂志（如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但内容尚不尽如理想）；③通俗科学杂志（如《科学大众》，通俗不够，还在努力）；④更通俗而普通的科学报道（如报纸上的副刊，及一般刊物中的科学文章）。又如陈列馆事业，“对于文化与科学知识的提高与普及，均极重要。”但也应有专门性研究性陈列馆（如大学专系的陈列室和专门研究室的陈列室）；有综合性普及性的陈列馆（如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在我国尚属缺如）；有更通俗而部分鉴赏性的动物园、植物园及陈列馆等；还要有更大众化的通俗教育馆。作者指出：能有这种“梯子”，“则在科学大众化的途中，才不至于脱节，才不至于失去联系。”因此，所有的科学家都要“了解这梯子的重要性，而能于专门研究之外，多做些各阶式的文章，就是把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普及一下，通俗化一下。”这样，“科学在中国的前途，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达到。”(60)
（2）自然科学的通俗化
为了实现科学的大众化，必然要求自然科学的通俗化。关于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是新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一向都没有机会踏进自然科学的大门，因而，他们对于自然科学是陌生的；而大多数自然科学工作者，一向都是关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与外界很少往来，因而，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也是陌生的。这两种人在新中国会面了，为了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就显得极其重要。
那么，如何实现自然科学的通俗化？科普专家高士其专门撰写了《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一文，也是非常鲜明地反映了时人的认识水平。高士其认为：“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就是怎样把科学的材料，变成人民的语言的问题。”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问题，即收集材料应该选择那些为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应该多方面去调查，去考察，和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不能专从书本出发，就开始动笔，或是从外国直接搬运过来；二是思想问题，即有了材料，就要进一步认真研究问题，对于这些材料，必须加以反复研究，切实地根据中国的历史、政治以及群众的实际生活和生产，不断补充和修正；三是语言问题，即要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要丢掉文言的包袱，要尽量使作品国语化，要割断欧化的尾巴，避免使用冗长的词句，避免枯燥乏味的说教或使用死板教科书的形式，要尽量避免用专用名词，不得已要用，也应当加以解释，同时还要多举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例子。(61)高士其的这篇文章无疑是当时倡导自然科学通俗化的代表作。
（3）自然科学的本土化
科学的大众化和科学的通俗化，最根本的是要实现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这是人民科学观的要求，也是发展民族科学的根本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界都开始懂得，中国的自然科学是落后的，因此必须要吸收国外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应当使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优良的实验室中工作，但是，如果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理解人民大众的生活，不理解新民主主义的实质和实际，那么这种自然科学在中国是不能生根的。因此，他们严肃地提出了“自然科学应当中国化”的课题。而科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途径就是“研究自然科学不要离开中国的自然实际。”(62)因此，他们要求自然科学研究者除了吸收国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外，一定要研究中国的自然实际，理解国家建设的实际和人民的要求。只有建立在这种实际基础上的科学，才是真正中国的科学。
为了实现科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科学界还再次掀起科学名词审查和统一的新高潮。科学名词的审查和统一运动早在“五四”时期即已开始，此后国民党执政时期，还曾设立国立翻译馆，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订与审查科学名词。先后审定出版了若干种。但是抗日战争开始后，这一工作就陷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编译界所用中文的科学名词，大多仍是30年代所编订，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自然科学名词方面也远远未能达到中国化的要求。因此，新中国建立后，科学名词的审查与统一，成为科学发展以及科学本土化要求的迫切的任务。1950年夏，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专门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分若干组。该委员会通过各种专门学会，将全国各学科的专家，都动员起来；各学科专家也是不顾其他任务的繁忙，积极参加。“不到半年，就有好几种名词草案，业已审订完毕。”(63)据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名词室通报，截止1953年11月，已经完成编审统一的名词有15种，已编成草案的21种，正在编审的21种，共计57种。(64)（具体见表10.1）
表10.1 自然科学名词审查与统一情况统计（1953年11月）
资料来源：根据《自然科学名词工作简讯》载《科学通报》1953年11月号材料编制。
这次大规模的科学名词审订，在中国科学发展史和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无论从所订名词的数目，或者审查时的仔细程度来看，比起国民党时代，都进步了许多。”(65)这是新中国在科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科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最终实现，起到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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