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中国革命武装和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及其军事力量，打败了疯狂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推翻了统治旧中国数千年的黑暗、腐朽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创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时起，就以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以奋不顾身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恶劣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为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同历史上一切图谋一党私利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所建立的人民政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政权建设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使饱受旧政权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终于在自己的政府领导下开始新的生活。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廉洁奉公的历史。

早在建党时期，党的创始人们就注重党的思想和作风的纯洁。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必须树立一种新的作风，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的习气。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派别的任何联系”，要求入党者“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这是防止剥削阶级政党和派别庸俗腐朽思想意识和作风侵入党内的重要措施。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运动高涨，革命队伍迅速壮大。但是，在革命高潮中，也有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混入党内，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党中央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26年4月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这些坏分子“在个人生活中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通告》指出了贪污行为的严重危害和反对腐化的必要性;贪污行为“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巩固我们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个《通告》表明了我们党对贪污等腐化行为的严肃态度和坚定立场，体现了我们党廉洁奉公的思想。鉴于革命高潮时期一些抱有各种不正确动机的人涌入党内，党员队伍质量有所下降，1927年党的五大上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第二次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提出反对和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这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抵御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有重要意义。1929年以后，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主席。为了检查、纠正和惩处政府内的消极、腐化行为，还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监察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农检察部(委员会)、控告局等，其任务是:检查和纠正苏维埃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端正和严明政纪，教育和督促机关工作人员树立廉洁朴素的作风和为工农群众办事的思想。为加强对行政干部的监督，还成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同志审判会和群众审判会等群众监督组织。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反“围剿”斗争，军事形势相当严峻。但是这时，在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员中，发生了隐报、吞没公款，把没收的东西据为己有和乱用公款等贪污浪费行为，若不及时制止，势必危及革命政权，因此，中央政府从1932年2月起，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决定惩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号召群众监督政府经济并驱逐贪污分子。中央政府带头在几十个机关进行检举、揭发，责成中央工农检查部负责日常事务，斗争直到红军开始长征为止。其间，检举出贪污分子和官僚主义者40多人，送交法庭制裁的有29人。苏区还建立了审计机构，开展审计工作，对严肃财经纪律，防止贪污浪费，厉行节约，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保证革命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苏区人民政府的实践，表明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并且卓有成效。这个时期，在党内，鉴于监察委员会未能正式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务委员会，其职责之一是检查官僚主义和腐化现象，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这个机构成立后，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在清除党内腐化现象、处分违纪者方面一直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的局面:新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原来的敌人国民党成了抗日的同盟者，但国民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推行限共、融共的政策，对共产党员和我军政干部采取了封官加委、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等引诱手段，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进行腐蚀。党内和革命队伍内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滋长了右倾思想，对国民党的腐蚀丧失警觉，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耀，厌弃艰苦朴素的生活，贪污腐化。这是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关系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与否。面对国民党的这种特殊方式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回击，对党内的这种右倾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尖锐地提出: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党内一部分人受资产阶级腐蚀，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脱离群众，在国共合作时期有特别大的危险性。尔后，他又指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否则，党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党内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正气和高尚情操，要求在人民政府工作的党员，做到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要克服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行为，树立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精神。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同志写了一批著作和文章，反复阐明保持共产党员纯洁、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重要性，对全党同志提出明确的要求。党中央于1941年7月1日党诞生20周年纪念日之时，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增强党性锻炼，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树立大公无私、忠实朴素等作风。从1942年开始，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有效地克服了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作风，使全党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受到党性锻炼，提高了政治素质，为防止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袭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开展政权自身建设，包括了廉政方面内容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一是加强行政监察工作，严肃政纪。参议会是抗日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同时担负对同级政府监察的职责。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对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区高等法院院长有罢免权，对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有监察及弹劾权。在政府机关内部，形成了行政机关首长对本机关所属各部门及公职人员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监督上级行政机关的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审计处。这项工作的加强，遏制了政府机关中的贪污受贿等现象。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也广泛开展起来。这主要是通过区民代表会、乡(或村)民大会及代表会进行，重点是乡、村两级政权。1944年，陕甘宁边区子长县东一区一乡乡长汤洪栋，指导员史志才，因违法失职，以权谋私，压迫群众，引起群众不满，乡民大会一致提出将他们罢免。经县政府同意，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这样的事例，各地区都能找到。为有效防止腐化行为，各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政纪规定。如，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条例》;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干部任免考核奖惩暂行办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干部奖惩办法》，等等。惩戒的内容包括:生活腐化，行为堕落，破坏群众纪律;假公济私，滥用职权;徇情舞弊，破坏制度，等等。这些规定，使执行政纪有了依据。

二是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在地区上缩小了，人力物力财力困难加剧，而各党政军机构又很庞大，开始出现“塘小鱼大”的矛盾。党中央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就会加重根据地老百姓的负担，危及党政军与群众的关系。于是，在1942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通过了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倡议的“精兵简政”的施政方针;12月初，党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果，一方面精简了机构，裁减了冗员，推动了机关内部厉行节约、艰苦奋斗、讲求实效等作风的形成;另一方面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特别是公粮大大减少)，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密切了党政军与群众的联系。

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以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给解放区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军队和工作人员的衣食及日用品得不到供应。一些搞财政工作的同志，持片面的财政观点，整天在财政收支上打圈子，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加重了边区群众的负担，群众怨言不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看到，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发展下去，就要沾染上向老百姓要东西的不良作风，就要脱离群众。于是，在边区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在残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对于党和政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十分重要。1943年时，陕甘宁边区人民平均负担不到收入的9%，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四川省，虽然有外援支持，田赋征收竟高达平均亩产量的59.5%。两种性质的政党、政权对人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带头参加生产劳动，融洽了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给了边区军民很大鼓舞，使边区广大群众更加信赖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信赖党和政府的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建设大发展的时期，党最终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这是抵御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保持共产党人纯洁性的有力武器，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重要保证。各边区人民政权按照革命原则努力建设廉政、勤政的政府，并在廉政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决战的时期。这个时期，党十分重视加强全党的纪律性和与群众的联系，以保证实现党的历史任务。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人民监察院，并聘请监察员，以加强对行政、司法、企业、财经部门的各级公务人员贪污浪费、违法失职、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监督。这个时期，革命形势顺利发展，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到1947年底，全国党员已增加到270万人。同时，在党的地方组织中，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也混进了一些坏分子。他们把持某些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大权，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有些党员、干部也出现贪污和侵占群众利益的情况，这些都引起群众不满。这种状况，造成党内成分和作风不纯，对完成革命任务十分不利。1947年冬到1948年春，各解放区的党组织进行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这次整党，收到明显成效，一批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得到清理，党的队伍进一步纯洁，改善了农村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巩固了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引用群众的话说，整党以后，一些人“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整党的成功，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