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科学

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苦痛。如果人们想要了解精神活动和它的发展，就要经常记住这一点。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多么高超。那么，引导我们到最广义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感情和需要究竟又是些什么呢？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就足以使我们明白，支配着宗教思想和宗教经验生长的是各式各样的情感。在原始人心里，引起宗教观念的最主要的是恐惧——对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因为在这一阶段的人类生活中，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通常还没有很好发展，于是人类的心里就造出一些多少可以同他们自己相类似的虚幻的东西⁽²⁾来，以为那些使人恐惧的事情都取决于它们的意志和行动。所以人们就企图求得它们的恩宠，按照代代相传的传统，通过一些动作和祭献，以邀宠于它们，或者使它们对人有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叫做恐惧宗教。这种宗教虽然不是由一些什么人创造出来的，但由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僧侣阶级，它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僧侣阶级把自己作为人民和他们所害怕的鬼神之间的中间人，并且在这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在很多情况下，那些由别的因素而获得一定地位的首领、统治者或者特权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世俗权力，就把这种权力同僧侣的职司结合起来；或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同僧侣阶级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而合作起来去进行共同的事业。

社会冲动是形成宗教的另一个源泉。父亲、母亲和范围更大的人类集体的领袖都不免要死和犯错误。求得引导、慈爱和扶助的愿望形成了社会的或者道德的上帝概念。就是这个上帝，他保护人、支配人、奖励人和惩罚人；上帝按照信仰者的眼光所及的范围来爱护和抚育部族的生命，或者是人类的生命，或者甚至是生命本身；他是人在悲痛和愿望不能满足时的安慰者；他又是死者灵魂的保护者。这就是社会的或者道德的上帝概念。

犹太民族的经典美妙地说明了从恐惧宗教到道德宗教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新约全书》里还继续着。一切文明人，特别是东方人的宗教，主要都是道德宗教。从恐惧宗教发展到道德宗教，实在是民族生活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必须防止这样一种偏见，以为原始宗教完全是以恐惧为基础，而文明人的宗教则纯粹以道德为基础。实际上，一切宗教都是这两种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其区别在于：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性的宗教也就愈占优势。

所有这些类型的宗教所共有的，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一般地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这个水平。但是属于所有这些人的还有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做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感情的人阐明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什么拟人化的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

人们感觉到人的愿望和目的都属徒然，而又感觉到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却显示出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个人的生活给他的感受好像监狱一样，他要求把宇宙作为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宇宙宗教感情的开端早已出现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比如在大卫的许多《诗篇》中，以及在某些犹太教的先知那里。佛教所包含的这种成分还要强烈得多，这特别可以从叔本华的绝妙著作中读到。

一切时代的宗教天才之所以超凡出众，就在于他们具有这种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不知道什么教条，也不知道照人的形象而想象成的上帝；因而也不可能有哪个教会会拿它来作为中心教义的基础。因此，恰恰在每个时代的异端者中间，我们倒可以找到那些洋溢着这种最高宗教感情的人，他们在很多场合被他们的同时代人看作是无神论者，有时也被看作是圣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像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阿昔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³⁾和斯宾诺莎（Spinoza）这些人彼此都极为近似。

如果宇宙宗教感情不能提出什么关于上帝的明确观念，也不能提出什么神学来，那么它又怎么能够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呢？照我的看法，在能够接受这种感情的人中间，把这种感情激发起来，并且使它保持蓬勃的生气，这正是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的功能。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同通常理解很不相同的关于科学同宗教关系的概念。当人们从历史上来看这问题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科学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对立物，其理由是非常明显的。凡是彻底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对那种由神来干预事件进程的观念，是片刻也不能容忍的——当然要假定他是真正严肃地接受因果性假说的。他用不着恐惧的宗教，也用不着社会的或者道德的宗教。一个有赏有罚的上帝，是他所不能想象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受外部和内部的必然性决定的，因此在上帝眼里，就不能要他负什么责任，正像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不能对它的行动负责一样。有人因此责备科学损害道德，但是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一个人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需要上；而宗教基础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死后受罚和希望死后得赏，才来约束自己，那实在是太糟糕了。

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教会总是要同科学斗争，并且迫害热忱从事科学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清理出天体力学的原理，开普勒和牛顿花费了多年寂寞的劳动，他们对宇宙合理性——而它只不过是那个显示在这世界上的理性的一点微弱反映——的信念该是多么深挚，他们要了解它的愿望又该是多么热切！那些主要从实际结果来认识科学研究的人，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的精神状态容易得出完全错误的看法：这些人受着一个怀疑的世界包围，但却为分散在全世界和各个世纪的志同道合的人指出了道路。只有献身于同样目的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鼓舞着这些人，并且给他们以力量，使他们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们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有一位当代的人说得不错，他说，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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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最初发表在1930年11月9日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德文原稿则发表在1930年11月11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36—40页。——编译者

(2) 即鬼神。——编译者

(3) 方济各（Francis或Francesco，1182—1226），意大利阿昔西人，是方济各教派（即圣芳济会）的创始人，标榜以贞洁、顺从和无财产为其根本戒律。中世纪著名的唯名论哲学家威廉·奥卡姆和罗哲·培根都属于这一教派。——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