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管理上要防止和打击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不端行为为何如此蔓延,禁而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科学文化在我国欠发达、诚信文化的缺乏、科学评价制度的失范、人才发掘机制与资源分配机制不完善以及类似国外的“publish or punish”(不发表,就出局)政策的导引等,但关键在于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必要的监督体系和防范惩处措施。科教部门的各级领导不是不知道学术作假问题的严重性,而是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没有研究相应的防范对策和制定惩处措施。再加上本位主义,怕揭露多了,丢了自己单位的脸面。即使发现有抄袭和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有许多事本应严肃处理,往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本单位利益讳,以下不为例搪塞过去,或避重就轻,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学术作假者被揭露的少,受到惩处者更少,惩罚又轻,从而助长了这种歪风的蔓延,致使这些学术作假者认为有机可乘,毫无顾忌地乱来。我真担心,处理如此不力,加上这种似管非管的暧昧态度,长此以往,学术作假就会像当今市场上产品制假一样愈演愈烈,像瘟疫那样蔓延传染,最后甚至可能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方面,对美国贝尔实验室前雇员德国科学家J.H.Schon(亨德里克·舍恩,33岁)的造假事件的严肃处理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舍恩主要从事分子电子学和分子晶体管研究。他曾经在《Nature》《Science》等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4篇论文。例如2001年他在《Nature》上声称自己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分子晶体管。这一重大突破堪称电子研究领域中的巨大发现。舍恩在工作上的“重大突破”震惊了世界科学界,被认为是“冲向诺贝尔奖台”的“耀眼的科学新星”;但后来发现其中的16篇论文有篡改和伪造行为,他的论文也从《Nature》和《Science》杂志上被撤销。《Science》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评价说:“这一事件是近现代史上影响范围最大的科学不端行为之一。”

但是,贝尔实验室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在遭遇丑闻危机时,贝尔实验室不是千方百计地予以掩盖,或在无法掩盖时千方百计地设法找借口,避重就轻,设法辩解,以保护本实验室的面子,而是坚决组织调查组,以查明真相。真相大白后公开发表调查结果,处分当事人,并撤回有错误的论文。这样做完全没有影响贝尔实验室的威信,而是恰恰相反,坚决揭露丑闻并予以严肃处理。这更提升了贝尔实验室的威信,增加了贝尔实验室成果的可信度。如果当初贝尔实验室对舍恩的作假千方百计地予以掩盖或辩解,在最后真相大白后,贝尔实验室的威信必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建立起专家、学者的行为规范,明确界定哪些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当专家、学者不能固守住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良知时,便应真正执行专家、学者的行为规范,对违规者毫不留情,严肃处理。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考虑建立共同的学术腐败防范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既有明确的量化惩罚手段,又有明确的权威调查、取证、认定与惩罚机构。此外,在基金申请、课题申报、评奖等审批过程中,还要建立起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总之,要唤起整个科学界、教育界共同谴责学术不端等腐败行为,让它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使作假者名誉扫地。